中国历来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可见人的言与行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英明神武、抱负远大的朱老大，他的发言自然是值得我们细细关注的，他的谈话精神也值得我们仔细推敲。

至正二十四年的一天，朱老大听说诸功臣家的家丁仆役等多有狗仗人势、横行不法的，于是他就专门把徐达、常遇春等新贵招呼来，对他们说道：“你等跟从咱起身于艰难之中，如今成此功勋，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努力换来的吗？最近咱听说你们家所畜养的那些家僮等人，大多有侍势骄恣、逾越礼法的行为，这种事必须要严肃对待、严肃处理！这些小人无所忌惮，如果不及早惩治，将来一旦生出大的祸患，你们岂不是要受到他们的牵累吗？咱们上下一心、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所以咱今天才跟你等说及此事，这就像治病一样，发现病灶就应该赶紧去根，如果隐忍姑息，终将为其所害！”

显然，官员家属（包括下人）借势凌人、以权谋私造成社会不公，在古代是一个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的问题，乃至于今天仍未能从制度上消除这一社会痼疾生长、蔓延的温床。而朱元璋就是要提醒臣下们注意，放纵家人可能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比如一个最有名的前车之鉴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当时依附煊赫一时的大将军窦宪，所以他也颇有权势；后来窦宪被整倒，班固因牵连入狱，本来他罪不致死，结果却受酷刑而死！原来处理此案的一位负责官员曾经受到过班固家下人的侮辱，所以他才借机向班固打击报复。

当然，朱老大不但是对于臣属们严格要求，对于君王自身的言行也有一定的反思。

有一次，他跟内臣们谈及三国的历史，其中专门提到孙权当着诸葛瑾儿子诸葛恪的面取笑其父的相貌一事，老孙说人家长了一张驴脸。朱元璋觉得孙权此言有失君王的体统，有“失君臣之道”，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大抵君臣言动之际，不可不谨”。

这年（1364）五月的一天，朱老大退朝之后在*殿阅览《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于是朱老大问他们道：“汉朝的治道不能像（尧、舜、禹）三代那样纯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孔克仁回道：“汉家杂糅王霸之道。”

朱老大随即又问道：“那么谁要为此事承担责任？”

孔克仁回道：“汉高祖。”

可是没想到朱老大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身为创业之君的汉高祖刘邦“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汉文帝，汉文帝虽然贤能，可他“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白白错过了纯正治道的最佳机遇，这是他的大过失。

最后，朱老大又提到了“乱世明君”周世宗柴荣，此人抱负远大、英果有为，以“唐太宗第二”自期，曾经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改革，力除五代积弊；可是在他身死之后，国家政权轻易就被赵匡胤给颠覆了。为此，朱元璋认为周世宗乃“无其时而为之者”，为政过于理想化、急切化了，而忽略了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尤其操劳太过，以至于英年早逝。

显然，朱老大的这段论述非常深刻，它反映了朱元璋对于国家制度建设的深入思考，对于如何适时地推进国家的制度改革，他也有自己成熟的认识。而这一切无不根源他的善于学习与思考，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自己就说：“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鉴，吾所以观此者，政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

还有这年九月的一次，朱老大坐于便殿之上，这时他突然向侍臣发问：“（后赵开国皇帝）石勒、（前秦）符坚哪个更优秀一些？”

在旁的詹同回答道：“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符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

但是朱老大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石勒正当晋室初乱，没有遭遇强敌，所以他才容易成功；而符坚时天下战争日久，互相争雄者都是势均力敌，所以很难取胜。“亲履行阵、战胜攻克”符坚也许不及石勒，但“量能容物、不杀降附”石勒就不如符坚，因此二者各有优长。

然而朱老大的深邃眼光还不止于此，石勒是被自己的侄子石虎谋害死的，符坚是被自己的部属慕容氏父子推翻的。为此，朱老大总结说：石勒“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符坚“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他们其实都已先发现了祸乱的苗头，但都由于自己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而未能及时消除祸乱，以至于家族最终遭到夷灭，乃至后继无人。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历史的洞察是多么犀利。

朱元璋也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人。

至正二十五年正月的一天，他突然问（起居注）詹同道：“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这是真的假的？”

詹同答说：“此事记载于《史记》上，大概是真的吧！”

朱老大又进一步说：“吴国毕竟是个国家，难道就没几个人给孙武作练兵之用吗？为什么非要找些宫人试验呢？这是吴王阖闾的失计啊。再说孙武当时如果想证明自己的才能，又何必靠这几个女人呢？后来他教了吴王兵法，有什么取胜的例子吗？”

詹同答说：“《春秋》中记载了柏举之战，楚军大败，然后吴军乘胜杀入了郢都，这大概多是孙武的功劳吧。”

可是朱老大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未必吧！太宰?、伍子胥都本是楚人，他们长年呆在吴国，向楚王报仇之心不是一天了。吴军之所以能够杀入郢都，这难道是孙武教兵的缘故吗？如果这真是孙武的功劳，那么之后秦军援楚，吴军为什么会吃败仗呢？尤其是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之事，肯定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至于《孙子兵法》十三篇，恐怕不完全是孙武自己的心得吧，应该是有所师承才对。”

总之，在朱元璋看来，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就应该有出色的军事表现，否则就是徒有虚名，甚至是后人夸大其才能。当然，朱元璋的言论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