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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么拯救你一早到的天使》第3天 你是母亲,必须面对必须坚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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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第三天

同屋的是一个黑人姑娘,大多数时候帘子那边的她悄无声息,只有当一些探视者到来,那边才有了欢声笑语。什么,凭他们的腔调也能猜想到无非跟中国人探视产妇说的差不多,贝比像谁啦,新妈妈如何保重啦,需要采买些什么用品……全世界的人感情大抵一样。

夜里,她也没怎么睡,低低的音乐响了一夜。

早上,我从帘子的缝隙看到她走往卫生间,步履缓慢。她的脸型身材并没有因怀孕而走样,但小腹仍是鼓起的,好像还有一个在肚里没生。特别是她换下医院的罩袍,穿上自己的衣服——黑色的掐腰套头衫——更显得肚子像一个篮球。

我听见她给家里打电话,说早上十点出院。

她应该是母女平安(她提到贝比用了女性第三人称的she),贝比就放在她旁边的小摇篮,即使家人都在身边时,她也没有显得十分快乐,没有迎接新生命的欢喜。

我和她都没有跟对方交谈的**,我们甚至尽力避免互相打照面。

她用完卫生间后,我把床头按起,准备去卫生间。病床设计得太复杂太周到,每次一按“床头起”,床尾也拱起来将膝盖顶高,如果不下床,这个姿势还不错,但如果要下床,腿拱起来是下不去的,又要把床尾按下去。我跟过分周到的病床斗争了一个多礼拜了。

腿放平了还是下不了床,需要使用腹肌起身,而我下腹开刀的那一条线像是撒了一层玻璃渣,在试图站起来的一刹那,要先将肚子在玻璃渣上狠命摩擦一番。

我必须站起来,导尿管已经拔了,我得自己上厕所。

我死命地拉着床扶栏,拼尽全力站起来,忍住疼痛,一把扶住椅背,站稳了,背上沁出一层冷汗。

迈出第一步,好,只要不用到腹肌,仅在同一平面上运动,就不疼。

在医院时间显得特别漫长。晚上六点钟吃完晚饭得熬到十二点,困意袭来才能入睡;早上五、六点醒来,到八点吃早饭还有两三个小时。

小卷发非裔护士交班前,来问我愿不愿意去走廊上走走。

“如果疼痛不那么剧烈,应该走走路。”她说,“按规定,自然生产第三天就得出院,保险公司只支付三天的费用,剖腹产第四天就得出院。早点走路,早点恢复正常行动能力,回家后的生活会容易些。”

我说好。她扶着我,我拉着走廊墙上的扶栏,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跟我以为的相反,左边隔了两个房间就是走廊的尽头,右边则是一溜病房长长地延伸下去。我刚从恢复室转移到病房时,在大批人马到来之前的短暂安宁中,我听着俄国淑女在走廊的说话声,依稀感觉走廊右边就是尽头,有大玻璃窗,窗外有高大的绿树,我甚至听到树上的鸟儿在鸣叫。

都是我在封闭无窗的高危病房住久了的美好想象,是我手术后从恢复室上来的错觉:把在国内读书时所住女生宿舍的走廊,安在了病房外。

左边的走廊尽头通往另一排病房,呈n字形,摆了大大小小的沙发,是一个开阔的休息区。我徐徐走到窗前,看见街道,看见街对面罗马复兴式的连栋别墅,三、四层的楼房仍低于我的视线,我所在的楼层大概是五、六层吧?

这是上个星期五住院以后,第一次看见阳光,明艳的初夏阳光。五月初,我跟保罗和妈一起去犹太商店买蜂蜜,路很近,他们两人走着去,我非常谨慎地坐了公交车。等车时,第一次沐浴到寒冬之后温暖、和煦的阳光,带有热烘烘、懒洋洋初夏的味道。我在阳光的笼罩下,憧憬着胜利的那一天。小牛,只要顺利地度过这个夏天,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相见!

然而,现在夏天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离九月他的预产期还有三个多月!

“你今天要不要去看看贝比?”小卷发非裔护士问我。

我去看他?我有什么脸去看他?我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连最起码的健康都不能给他,我会带给他什么样的人生?

我的眼泪呼啦一下涌了出来。

小卷发护士一下慌了,急急地安慰我:“别难过,别难过,妈咪,上帝既然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安排。”

“可是他连两磅都不到……”我哽咽得只说出这一句。他连两磅都不到,他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即使活下来,他又能怎么样地活着?

“你不要这么悲观,如果你悲观,当你看贝比时,你的悲观会传递给他。你必须积极对待,他才能感受到你的积极。”护士像是跟我辩论一样,语气认真迫切,唯恐我不相信她的话,生出妄念。

“我能做什么?他都不能自己呼吸……”我颓废地说,眼泪一串串砸落。

“你可以爱他,医生做医生的工作,护士做护士的工作,他们可以治疗他,护理他,但他们代替不了父母来爱他,这只有你们父母能做到。”

就是因为爱,我才无法面对,这么早把他生下来,我有罪,我无法面对我的罪孽。

“要有信心,要相信他会好,相信上帝的安排。”我看着她,看着这个昨晚才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她在真心实意地劝慰我。昨晚,她告诉我,她是三十年前从中美洲来美国的,好象是厄瓜多尔之类的小国,我没听清名字。布鲁克林是美国的加勒比首都,布鲁克林区乃至整个纽约市,很多非裔是从加勒比海国家来的,我所认识的几个从非洲来的黑人,基本上是富家子弟。

“从今天起,我每天祈祷的时候会为你的贝比祈祷,祈祷他的健康,祈祷他有美好的将来。”加勒比海的非裔多是虔诚的基督徒。比我还矮小的护士扶着我,边说边低下头,嘴唇翕动开始祈祷,我看见她贴着头皮的小卷发,已经有了一些灰白色。

“上帝啊,万能的主,以你的慈悲保佑妈咪桑的贝比吧,请你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时期……”这个中年的拉美非裔小个头护士,她并非纯正发音的美语,好像折射了太阳的光辉,让我一时肃然。

※※※※※※※※※※※※※※

白班护士是一位粤语口音的中国人,让我叫她“吴姐姐”,只有教徒或修女才称某姐姐(sister),我猜她是香港人。我感到她对说普通话的人有轻微偏见,我稍微多问了几句,她便有隐忍之色。

她也是极力督促我下床走路。

“为什么不吃药呢?既然肚子疼,为什么要忍受呢?”她对我不吃止疼药也有看法。

“还没有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只要不动、不站起来就不疼。”我不想说我不吃药是怕影响母乳,她一定会说没有影响。就算没影响我也不吃,以前我曾在一个小手术后吃过医生开的止疼药,吃完后头晕恶心,副作用明显。

后来她教徒的慈悲心占了上风,特别是晚上她进来送维生素和补血药,看见我在流泪,保罗坐在床尾抚摸我的背安慰我,她说话的口气和软多了。

没人时她对我说:“以前我们病房住过一个中国人,她的两个小孩都是早产儿。第一个是世贸大厦地下室发生爆炸那年,她从曼哈顿下城医院转到这里就早产了。她是五十二岁生的。过了两年又生一个,也是早产儿。后来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医院来看我们,你说巧不巧,她们来的那天正好是911,她们在这里时,世贸大厦倒塌了。”

这一番话,她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瞠目结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两次恐怖袭击都跟她有缘,还有,五十二岁妈妈生的早产儿!

“她的孩子多少孕周生的?”

“两个都是二十五周。”

“他们回到医院时多大?”

“一个七八岁,一个五六岁。”

“那他们看起来怎么样?”我盯着吴姐姐问。

“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

我将信将疑,她可是像《悲惨世界》里从不撒谎的修女嬷嬷一样,长了一张朴素而诚实的脸,由不得人不相信她。

“她是什么原因早产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是什么原因呢?”

“宫颈突然缩短了。我曾经要求医生提早缝合,可是医生说缝合没有用,第二个医生根本不考虑缝合。是不是医生都不愿意做缝合手术?我听说缝合手术本身也会导致流产。”

“没有啊,我护理过的一些病人,有做缝合术的,医生给她们做啊。”

“她们没有早产?”

“没有,都坚持到最后。”

我简直无语了,我找的可是西奈山医院口碑很好的高危妊娠医生!

正说着,来了一位探视者,牧笛一样悠扬的声音先进来:“嗨,妈咪,你还记得我吗?”

“伊琳娜,我当然记得你。”伊琳娜是很常见的俄国名字,她是短短一周内我碰到的第二位伊琳娜,高危病房有一位强势的俄国护士伊琳娜,她则是我从高危转到楼上普通病房后的护士,我只跟她相处了半天。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间普通病房跟产科病房是不是在一层楼,我是被护士推轮椅送去的,只记得那里的走廊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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