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若是小孩没爹没娘没家没依靠，一无所有，那说来比长江、长城还要长！

要谈及朱重八小朋友的人生苦难史，当然还得从根子上慢慢说起。

如果说要推选出中国历史上最不为今人所了解的朝代，那非元朝莫属；如果再推选出最令西方人神往的朝代，还是非元朝莫属。据说像哥伦布时代的西方人，由于消息不通，争着抢着还想来元朝赚一把呢，可惜那时元朝已经灭亡了一个多世纪了。

而且，“二十四史”中也属《元史》修得最烂。元朝就这样以它那独特、神秘的魅力，留给了后世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但在我的印象里，武功强盛的蒙古人分明就是一帮暴发户，而且这帮大老粗发的还多是不义之财，注定了是要遭报应的！出来混嘛，谁都有还的时候。

蒙古人和汉人过不到一块去，站在理论高度讲：这还是由蒙古贵族阶级对游牧文明的强烈依赖、及对农业文明的排斥心理所决定的，蒙汉心理素质不同嘛，不是一家人，当然合不来。以马上得天下，焉能再以马上治之？抢来的媳妇，久了就该当自家人对待了。

可是他蒙古人偏不上道，而且元朝这么大，国家统治也是很难讲效率的。终于，才不到一个世纪，元朝的统治就有了被连根拔起的危险……

用朱皇帝后来的话说，元朝法制松弛，没个章法，所以政治极其*，连和尚都能娶老婆、包二奶，还有什么是不能颠倒的。

比如那个愁名昭著的胡僧杨琏真迦，作为掌管江南佛教的都总统，正经事不干，却大肆盗掘了南宋皇陵。

元末危机四伏，首先可以体现在阶级矛盾方面，那时，“阶级斗争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蒙古贵族官僚以“赐田”形式大量抢占土地，寺院和汉族地主等也起来大肆兼并，这些都导致了大量自耕农的破产，既断了他们的活路，也减少了国家的收入来源。

没破产的农民日子也是岌岌可危，因为苛捐杂税的增多也已叫人无法承受，元末的农民负担至少比之元初增加了十几倍。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得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逢年过节要给“追节钱”，过生日要给“生日钱”，管个事要给“常例钱”，往来迎送要给“人情钱”， 打官司要给“公事钱”，发个传票、拘票要给“赍发钱”， “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作礼孝敬）”。

为此，当时的老百姓便编了如下一些顺口溜来发泄心中的怨气：“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个个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元朝官吏的无耻之尤，因为这帮家伙是历代同行中学识、修养最差的，其中也多是些狗屁不通的蒙古、色目人。

与前代的辽金一样，大元实行的也是“以吏代官”、“以吏为官”的统治方式――这与唐宋时代科举制下所产生的传统文官自然是大有区别的。所谓“吏”本来就是些下级办事员，“官”手底下的班子，非正规科班出身，文化素养既差，道德操守也不高；而且，这帮家伙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职务之便大搞创收，最谙熟的就是官场“潜规则”。

元代官场如此一片漆黑，也难怪帝国社会竟培育出了此种畸形怪胎：“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成了臭老九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类的话，只能拿来自欺欺人了。

朱重八做了皇帝后为什么还那样痛恨官吏，应该就是这时候落下的病根，他曾一度回忆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

或许，还有他一生都抹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非常软弱的一角――在那沉沉的暗夜里，在那不安的睡梦中，大皇帝又恍然间变回了从前那个毫不起眼、脸上挂着两条鼻涕虫、可怜兮兮的朱重八，在那帮横着走的官儿老爷们面前，他小子仍是大气不敢出……但是噩梦初醒后，小叫花又变成了那位大权在握、很黑很暴力的老皇帝，只听他的牙缝里强挤出一个字：杀！

另外，对于那些整天不务正业、有产的和尚们，朱皇帝后来也刻意将他们的赋税加重，务必使他们破产。丫的，让你再有钱包二奶！

再次，元朝的荒政也体现在民族矛盾方面，这也是大家都晓得的。

蒙古统治者把国民分为三六九等，实际民族压迫政策，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愚蠢态度上。元朝统治者曾经一度废除了科举，即使后来不得不举行，其录取汉人（南人）的名额也是少得可怜，所以很多汉族知识分子被迫沉沦民间，结果自然引起了他们对朝廷的极大不满，也使得他们对于大元朝廷更缺乏认同感。

所谓“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老子没吃你的，自然心也就不会向着你！

而不能与天下“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很要命的：大家且看宋代、明代、清代，有几个读书人跟着造反的？特别是那些有识见的大知识分子，比三条腿的蛤蟆都稀罕。也因此，这三代的农民起义都未成正果。

读书不是万能的，但不读书却是万万不能的；同理，读书人不是万能的，但少了读书人却也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