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当我听到孙玉成的声音时，我竟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才真正地体会到，原来他们所谓的“业务知识”还真有那么回事。偏生弟弟他们又一起围了上来，还对着我比手划脚、耳语不断，一时弄得我紧张得简直都快要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结果是我都还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弟弟已忙着打手势只差动手来挂断我的电话了。

弟弟张口便劈头盖脸地教训我说：“你这不是在摸对方的底，而是在向对方揭自己的底。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千万别说北海。我可是连钓你都不敢说北海的。平时就说要学习学习，还自以为是，现在见效了。‘北海？好地方！’北海是什么好地方？我看还是趁早打包回家不用再做了。再这样下去，全都会被你害死的……”

我自己本已够紧张的了，再被他这么一说，那还再敢给孙玉成打什么跟进电话。

不想第三天孙玉成又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这一回我的业务知识不是不到位反而是有些过度了。有如开了闸的水，我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张口就将那些台词无色无味地倒了出来，止也止不住，又只急得弟弟示意喊停了。而孙玉成又问了我一句“你们公司云南人多不多”，弄得我好几日不得安生。

不过这次弟弟却又有些看好我了。这显然不止是因为上次牛德仁的批评使他想起了赞美学，他说的的确也不无道理：要不是心存念头有所企图，他孙玉成吃多了撑着会连续给我打长途。

孙玉成虽是我高中最要好的同学之一，可自从他参军入伍后便再没联系过，如今他已退伍在广州打工。

果然，孙玉成又主动给我打电话来，并开始有意无意地怨诉些工厂之苦叹无机之落，我也趁机煽风点火地说他们老板是资本家黄世仁。

分享才结束，牛德仁便在楼口告诉我刚才孙玉成又给我打电话来了。于是便一起拥了我去给他回电话。

听着话桶里那“嘟嘟”的声响，我忽而由紧张变为了莫名其妙的不自然。我似乎这才发现自己身边围了这么一大群人，他们将听着我的一言一词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当然也知道他们原本也都是这一言一词一举一动的传播者，但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施红军那显眼的刀疤油光贼亮地一闪，触电般使我丢下了电话。我发现自己简直是难为情极了，我快要无地自容了。

那边却又反打了回来。

我突然感觉其实孙玉成他看得见我们，他之所以打电话过来无非就是想要亲自导演这一场猴戏罢了。他就像看电影一样地看着我们，施红军额头上那刀疤就是他的第三只眼睛……我忙要躲逃，但弟弟已抓起了电话凑到我耳边。

当孙玉成有些低沉地问我我们公司还要不要人时，我不禁浑身一个抽嗦，霎时绷得紧紧的什么也不知道了。也不知自己是过于激动还是过于紧张，不仅一口就迫不及待地应允了他，而且连串网时所得到的那些“专业知识”也不自觉地一股脑儿全滚了出来，只慌得弟弟忙捏了嗓子喊我快上车喝酒去了。

不用弟弟他们说，只是自己稍微想一想就是漏洞百出洋相满堂了。再听我那些“专业知识”，似乎与所谓的广告设计师都相去甚远，却是一个比他师傅都还要专业的有资格的老工人抑或竟是个研究专家了。

无奈只好练熟了他们为我策划好的电话稿，主动给他打过去，总算落实了情况，顺势又斩断了他的退路。

——可，可他竟然没有怀疑我的那些“常识”！

一种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肃然而生，使我首次突破开口为人解决问题，终于也没哆嗦颤抖。我必须要为孙玉成负责。我批评弟弟他们的复制，要求他们不仅要尽快突破自身的位置层次更要将“利用”消除把“责任”建立起来复制下去。

但就在我饶有奋热的奔忙之中，时常又会窜出莫名的矛盾与不安来。孙玉成的上路也将宣告我的再无退路。——可我真的要做这加盟连锁吗？

正当我为孙玉成确定了工作准备向家里调钱时，他突然打电话说是不来了。他暂时来不了了，要大年三十才能领清工资拿到奖金。

尽管人人都告诫我说夜长梦多，不少人就因一时心软而导致错失良机悔不再来，倘若弟弟当初不够狠心令红军抛掉那一千多的工资仅再拖两日红军他也就注定与北海无缘了。可我终还是没能狠下心来。因为当我听到他说来不了时竟感到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仿佛我终于一闪身跳出了施红军那不详的第三只眼睛。

我对牛德仁春节前调出钱来的承诺自然也就成为了一言空话。牛德仁也不直接催我，只是放出话来说银行要到初十才上班，以此警告我担心不要搞出自己的朋友反成为了我指导老师的悲剧。

尽管弟弟那最铁的哥们又要春节后才过来，可他却再不同意我的一味拖延敷衍。

我只好对他说春节许多人必然相聚，很自然要说到我们突然之间全跑到广西的六人，而他们五人都向家里要出了那么多钱，如果我再在此时要钱，势必难免造成不良影响。

表弟听了甚觉有理，第一个首先赞成。施红军用他那第三只眼睛思量一下也沉默了。弟弟自然不能再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