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曹操只想青史留名的话，仅凭他的文章就可以做到，但他想要的当然不止于此。建安十三年曹操作玄武池训练水师，他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江东。这时北方已经完全统一了，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就连乌桓也派人来，表示愿意接受汉政府的领导。于是曹操想，去年已经封赏过自己手下的功臣了，今年该好好封赏自己一下了。怎么封赏呢？曹操已经想好了。于是这一年朝廷罢三公，设丞相。丞相是谁呢？当然就是曹操了，自此曹操始为“曹丞相”。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丞相这个官职。丞相是皇帝的股肱，典领百官，辅佐皇帝治理国政，为高权重。丞相制度起源于战国。“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西汉之初设丞相一人，首任丞相是萧何，后改称相国。丞相的权力很大，一般的事情丞相即可决定，有时甚至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一些重大问题，皇帝也要首先听听丞相的意见。当然丞相的工资也很高，秩为万石，绝对的高薪。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君权和相权发生了冲突。武帝对位高权重的丞相越来越不信任，武帝末年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汉成帝时，更是设立三公。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以大司马、大司空、丞相为三公，这是旨在分散丞相权力的一项措施。到了汉哀帝干脆不要丞相了，改丞相为大司徒。东汉时根本就没设丞相，直接就是三公制。东汉末年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其中太尉最尊，曹操的老爸就曾任太尉。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七月，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曹操亲统大军南征刘表。走到半路，传来消息刘表病死了，他的小儿子刘琮继承了他的势力集团。刘琮在襄阳，而一直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则驻扎在樊城。曹操加快了进军速度，他可不能让刘备先占了荆州。九月份就到了新野，刘琮当机立断，立刻派人请降，曹操则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切进行地很秘密，刘备一点都不知道。等他知道的时候，曹操已到了宛城。宛城离樊城很近，可把刘备吓着了。他跑到襄阳城下痛斥刘琮，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一声，刘琮根本没敢见他。刘备过了嘴瘾之后，才想起还得跑。曹操恨透刘备了，派一支人马专门追他，必欲除之而后快。《三国志》记载这支队伍由曹操亲率，一日一夜急行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的长坂追上了刘备。经过一番恶战，重创刘备，但还是让他逃走了。这时候益州的刘璋也开始向曹操靠拢，愿意接受曹操的差遣，不但主动示好，还“遣兵给军”。应该说，此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提到当时的情形：“昔先帝（刘备）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

这时是曹操集团的全盛时期。曹操本人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态都处于巅峰，而集团内部的团结也是空前的。文臣积极献策，武将奋勇当先。大家在接踵而至的胜利的刺激下，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对胜利的追求，但同时也变得骄傲轻敌，盲目乐观。而刘备和孙权谁都不是等闲之辈，任何一人都够让曹操头疼的了，现在这两人联合到一起更是难缠。曹操恨透了刘备，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徐州打到到汝南，从汝南打到到荆州，刘备已经没有退路了。孙权虽然可以选择投降，而且以曹操对待投诚的态度，应该不会有性命之虞，但“南面称臣”可不是孙权想要的。于是哥俩凑在一起一合计，就把曹操给坑了。决定历史的赤壁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关于赤壁之战，《三国志魏武帝纪》的记载很简略，只有二十多个字：“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根本没提火烧赤壁的事，但是从《三国志》中其他传记和别的史书记载来看，火烧赤壁应该是有的。

下面简单描述一下赤壁之战。其实早在曹操发兵江东前，孙权就已经多次流露出对曹操的不忿，他曾拒绝曹操要其送子为质的要求。在曹操数十万来势凶猛的大军面前，江东众臣惶恐不安，多数人主降。但孙权还是采纳了以鲁肃、周瑜等少数人为代表的主战派的意见。顺便说一句，鲁肃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最先提出了联刘抗曹的战略思想，但他的作用和影响在《三国演义》里被淡化了。周瑜奉命在赤壁与曹操对抗。这时是黄盖提出了火攻计，然后又下诈降书。在约定时间，周瑜用小船系在大船后面，放上引火之物，“引次俱前”。曹军将士还在指指点点，伸着脖子看热闹呢，突然小船同时放火。“时风盛猛”，连岸上都烧着了，“烟炎涨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军大败。《山阳公载记》说“公（曹操）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当时道路泥泞难行，又赶上大风。于是让那些老弱残兵背草填坑，骑兵才勉强通过，而那些填坑的老弱残兵却被踩死不少。可是曹操却大喜，他说刘备是我的大仇人，但是“得计少晚”，如果他早些放火，咱们大家就都悬了。曹操战败之后的这种乐观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三国演义》里说曹操赤壁战败后有个“三笑一哭”描写的也很传神。据说曹操兵败逃亡途中，先后经过三处设伏的好地点，可是都不见敌军埋伏，于是大笑。笑敌人的不懂兵法，他说刘备如果在这里设伏兵，我们就会怎样怎样被动。每次都是笑声未落，敌人的伏兵就出现了，搞得曹操手下很是紧张，生怕这位丞相再笑，不知道还会笑出谁来。撤回南郡之后，曹操却大哭起来。众人很奇怪，逃亡路上一波三折，您老一个劲地笑，笑出三波伏兵，现在回到根据地了，您怎么反倒哭了？原来曹操想起了他英年早逝的一流大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搞得手下谋士“皆默然自惭”。当然这是罗贯中先生杜撰出来的，但是却体现了曹操乐观的精神，这也是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吧，至少保证他不会像袁绍那样吐血而亡。另外补充一下，《三国演义》中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一事所有史书均无记载，应该是老罗的神来之笔。

大家可能还记得，曹操在淯水败给张绣后说过一句话“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应该说，曹操做得还不错，基本上说到做到了，只是赤壁一仗把这个誓言破了。那么曹操这一仗为什么会败呢？原因很多了，首先是曹操太骄傲了。这一阵子曹操的仗打得太顺了。张绣、吕布、袁术、袁绍、乌桓、辽东各个规模较大的势力集团非降即败，那些小一点的割据势力更是不在话下。而且这回出征更顺，刚一出兵刘表就病死了，荆州得来的毫不费力，曹操和他的将士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有些飘飘然了。这真应了那句话“骄兵必败”。其次是孙刘联盟已经没有退路了，必然要全力一搏。这拼命一击势不可挡，曹操终于被击败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曹军中当时疫病流行，士卒多染病等等。

除此之外，项飞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曹操的兵太多了。《三国演义》说曹操统兵八十三万，诈称百万。那么曹操当时究竟有多少兵呢？《三国志》没说，但在《三国志周瑜传》里提到曹操得荆州降卒数十万。《江表传》中记载了曹操给孙权写过一封信，信中曹操自称大军“八十万众”。根据这些数字，保守的估计曹操当时的士兵数量也要在三十万左右。三十万士兵是个什么概念呢？项飞没见过这么多人，也不知道。记得上大学时学校要求全体出早操，结果弄得偌大的校园全都是人，连树林的小路上都有人练气功，当时觉得场面挺浩大的，其实那时全校的学生总共加起来还不足万人。这样的描述可能会对理解“三十万士卒”有所帮助。冷兵器时代作战兵多将广当然是件好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这里的这个度就是统帅的个人能力。有个成语“多多益善”说的就是这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汉高祖问韩信，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回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高祖很不高兴，就接着问，那你能带多少呢？韩信也没谦虚，答道：“臣多多而益善耳。”其实不论是谁多少兵都能带，这里说的“带兵”应该是不但带兵还能取胜。同样是统帅，带兵的差距咋这么大呢？古时的通讯很不发达，队伍之间的联系方式主要是举烽火和通信兵，影视作品里常见的“飞鸽传书”基本不敢用于两军作战中，因为谁都不知道鸽子会落到哪里。由于通讯的制约，对统帅的要求就非常高，比如统筹能力，协调能力、调度能力、应变能力还有对战斗进程的预判断等。当然这也要求统帅手下带兵的将领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统帅在派兵前就要把领兵外出的将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到，包括地形、天气、战局的变化等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一点非常困难，那时的地图不像现在这样准确、详尽，也没有天气预报，对战斗进程的预判断更是考验统帅的综合能力；一旦实际情况与事先设想的不一样，统帅就要立刻做出调整，并尽快通知带兵在外的将领。这点同样困难，当时的通讯太落后了，统帅获知前线的变化不会很及时，做出调整后再通知在外的将领就更不及时了，往往战斗都结束了，调整通知才刚刚送到。当然在外的将领也要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随机行事的权力，但是这反过来又要求统帅对将领的控制能力。总之，在通讯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统兵越多对统帅的要求就越高。曹操此次战败很大原因就在于此，他带的兵超过了他的能力。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度，就连“多多益善”的韩信也不例外，只不过他的这个“度”可能远超过别人。有的人当县长会很优秀，但是当市长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管辖的面积超过了他的能力。而且曹操的情况更为特殊，他统领的兵成分复杂。有他自己的兵，这部分是作战的中坚力量；有荆州的降卒，这些人随时可能反水，需要时刻提防；还有其他割据势力赞助的部队，但别指望他们会卖命。这简直就是一只多国部队，而那时的通讯方式跟现在的美军根本没法比，所以即使曹操带兵的上限是五十万，这样一打折就剩下不足三十万了。带兵一旦超过这个“度”就好像是恐龙，核桃大的大脑指挥庞大的身体，结果灭绝了。

曹操打败之后，把刚得到的荆州也丢了。接下来的几年，他好好休整了一段时间，还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下了一道求贤令，鼓励人才的推荐和自荐，并表示自己愿意不拘一格的欢迎和使用人才。这期间还修建了铜雀台。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宴铜雀台时有一段讲话，可以看作是他的内心表白，事实上这段话确实有，而且还记载史书上，当时还是以“令”的形式发布于天下。原文比《三国演义》中的讲话更详细、更感人也更长，项飞就不抄录原文了，简单地评述一下。曹操说我刚举孝廉的时候，年纪还小，生怕自己这点德行被人看不起，所以就下决心好好干。那时的愿望只是做个郡守而已，希望能够有个好的名声。可是当时宦官当政，我又得罪了很多豪强，“恐至家祸”，因此辞官不做。辞官时我的年纪也不大，后来看到有些人五十多岁了也没做官，就想再过二、三十年天下清平了，那时我也就是五十几岁，再出来做官也不迟。于是我回到故乡“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还想“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但是不久朝廷征我为督尉，“迁典军校尉”，这时我的愿望变成了为国家讨贼，以功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我的墓碑上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就满足了。后来董卓作乱，我首举义兵。当时我如果多招兵也能招得到，可我没那么做，还时常裁员。因为“兵多意盛”，就可能会与豪强相争，如果那样，可为祸不小。后来几次招募，都不超过三千人，这是我的“本志有限也”。后来我做了兖州牧，“降黄巾三十万众”，势力渐大。这时袁术在九江欲称帝，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时有人劝进，袁术却说：“曹公尚在，未可也”。后来我剿灭了袁术，袁绍又来了。袁绍势力强大，我“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考虑到“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以垂后”，于是与之战，“幸而破绍”。随后又平定刘表。我现在身为丞相，位极人臣，早已大大超出我当初的愿望。“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有人看我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所以“妄相忖度”，认为我有“不逊之志”。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他们虽然强大，但“犹能奉事周室也”。当年燕国的乐毅跑到赵国，赵王想让他攻燕。乐毅“伏而垂泣”，拒绝了赵王。秦二世下诏杀蒙恬时，蒙恬说：“我的先人、我和我的子孙积信于秦已经三世了。我现在统兵三十万，足以背叛。但我宁死也要守义，是因为我不敢忘记先人的教诲和先王。”我每看到这里都会“怆然流涕”，从我祖父到我，“皆身当亲重之任”，不能不说是“见信者”，到我儿子曹植几个兄弟这一辈已经超过三世了。我不是只对大家这么说，对妻妾也这么说，让她们都知道我的心意。我常说，我死之后你们“皆当出嫁”，“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我这些话，“皆肝膈之要也”。但是如果让我交出兵权，回到封国，那可不行。为什么呢？“诚恐一离兵权，为人所祸”。而且如果我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前朝廷因为我的功劳而封我三个儿子为候，当时我没接受。现在又要接受，这不是为了荣誉，而是想要他们成为我的后援。我“奉国威灵”，荡平天下，这是“天助汉室，非人力也”，可我却受封四县，食邑三万户，“何德堪之”？天下未平，不可以让位，但愿意退还三县，二万户，只保留武平县和一万户，这样多少可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曹操的这番话似乎是他的内心独白，但如果真是这样，也没必要以“令”的形式晓谕天下呀。应该说，这篇“令”理解为曹操为自己的辩护更为贴切。虽然这里有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也是事实。曹操在这里先是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他一开始没有太大的野心，做一个太守就满足了。由于时局的变化，曹操被朝廷征为督尉，心中的志向也随之改变，但也只是“封候”和做“征西将军”，因此他一直控制着自己势力的大小，使之不会太小也不能太大。但是随着时代大潮的淘洗，曹操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朝廷重臣，并把握了历史的走向。而他对国家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正如他自己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确实，如果没有曹操，以汉室之衰弱，称帝称王的不知道会有多少。袁术就不说了，袁绍虽然没有称帝，但他“矫制”封乌桓的首领为单于，由此可知其志不小，如不是被曹操击败，他一定会称帝。实事求是地说，曹操至少给了国家一个相对的安定、统一，给了黎民百姓一个相对的和平、安宁。

接着曹操委婉地说出自己没有“不逊之志”。他借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此举旨在让那些背后理论他的人闭嘴，也让那些忠于汉室的人放心。曹操还引用了《论语》的一句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他大概想告诉天下人，我会学周“以服事殷”的例子，大家就别瞎操心了。其实这一点上不怪大家怀疑，曹操所说和所为差得太远，别的不说，单是他对汉献帝的态度就让人说三道四。还不顾献帝的求情，处死了怀有身孕的董贵人，哪里有一点“服”的样子，更别说什么“至德”了。

但是曹操既然提前、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也就是他“封侯”的愿望，为什么不急流勇退呢？不行啊，同志们！曹操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我没有兵权就会被他人所害，我死不要紧，国家就要“倾危”，黎民百姓就要重新陷入战乱。一开始朝廷封我三个儿子为候我没接受，现在接受了，也是这个道理，是让他们成为我的后援，保证我不“败”。曹操的这个解释看似牵强，却很有道理。他现在是国家的支柱，他确实不能“败”，他一“败”国家就又要陷入到无休止的战乱中。而且老子有大功，儿子封为侯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那时有“祖荫”一说，就是指的这种事。更何况父子天性，相互为援，天底下大概没有比这更叫人放心的后援了。据《魏书》记载，袁绍曾派人劝降曹操，来人说：“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英雄，谁逾于此？”可见当时的观念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权重，儿子必须带兵，既为羽翼，又是后援。曹操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别指望我会退休，天下不定我就不会交权。

最后曹操表示愿意上缴大部分的封地和食邑，“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

依项飞看，曹操的这道“令”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心迹，减少不必要的猜测，安定人心。在那时候，统治阶级牢牢地掌控着话语权，更何况“成者王侯败者贼”，只要你把敌人都消灭了就没人说你坏话了。但是曹操不这样想，他不但要敌人不说他的坏话，还要争取民心；不但要捞到政治上的好处，还要得到舆论的支持。顺便说一句，自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人们所受教育以儒学为主，曹操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令”通篇以儒家思想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论曹操的目的是否达到，它确实使曹操集团内部一些为了“保汉”而“保曹”的人得到了心理慰籍和理论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