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接着说官渡之战。曹操带人马连夜出发，到达乌巢时天已经亮了（奇怪，好像很多史书都说袁绍囤粮在乌巢，唯独《三国志》没明确说明袁绍囤粮所在）。乌巢守将淳于琼发现曹操兵少，于是领人马出击。没想到曹军人虽少，可都是精兵，双方一接战淳于琼部就溃败下来，他只好退回大营，死守待援。曹军则拼命攻寨。这时有人报告曹操，袁绍派来增援的骑兵快到了，“请分兵拒之”。曹操大怒，他说，等敌人到了背后再说。曹军都知道如果在袁绍援军到来之前不能攻破敌营会是什么后果，于是人人向前，“皆殊死战”。终于“破琼等，皆斩之”。

这边袁绍也没闲着，他一听说曹操亲自去袭击淳于琼，立刻作出决定，派张郃、高览去进攻曹操大营。这也是一步好棋，如果能够攻下曹军大营，即使乌巢失守，曹操也无处可归，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袁绍的。棋是好棋，可是袁绍的对手太强大了。曹操也算到了这一步，所以他留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嫡系爱将——曹洪据守大营。曹洪当然知道这一战的重要意义，所以拼了命也要守住这里。正在这时，乌巢方面传来战报，曹军大获全胜。所有的人，无论袁军还是曹军，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袁绍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张郃、高览哥俩一合计，降了曹操（关于他们的投降细节后文会有详细介绍）。

张郃、高览的投降虽然不能左右战局，但是却加快了袁绍的失败。袁绍措手不及，大溃，和他的儿子袁谭弃众而走，部队、辎重、图书、珍宝都不要了，也来不及带走。《献帝起居注》记载了官渡之战后曹操给献帝上的表，其中提到了此役的战果：“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由此可见，战果颇为辉煌。

官渡之战曹操完胜，此役虽然没能彻底击垮袁绍，但是也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实力，使之从此一蹶不振，同时曹操夺取了袁绍大量的人员、土地、辎重，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最重要的是在心理上给了袁绍及袁绍集团重击，取得了绝对的心理优势，从此袁军与曹军接战，基本上是一触即溃。

曹操赶跑了袁绍，在袁绍大帐中发现了大量书信，其中有不少是曹操阵营中的人写给袁绍的。曹操根本就没看，“皆焚之”。《魏氏春秋》记载，曹操说：“当绍之强，孤尤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曹操这样说、这样做无非是安众人之心。此计虽高却不是曹操的原创，它的原创者应该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此事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那时刘秀还没有称帝，在给更始帝打工，当时有个叫王郎的人自称天子，被刘秀围困在巨鹿。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刘秀终于攻入城中，杀了王郎，同时缴获大量手下人写给王郎的信。刘秀看也没看就把这些信烧掉了，还说：“让那些为这事睡不着觉的人放心。”原文是“令反侧子自安”。

其实曹操这样做除了收买人心外，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经过一场大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己方也损失不小。而且在接收了袁绍大量的降军和城池之后，曹操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展开工作，所以当务之急是保持稳定，绝不能制造也禁不起任何动荡了。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与袁绍暗中勾结的人可能太多了，如果按照书信一个一个来追究，浪费大量的时间、人力不说，很可能还会造成人心浮动，人人自危，甚至演变成大清洗，这是曹操所不愿看到的。所以他干脆装个大方，卖个人情不予追究。

官渡之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曹弱袁强的局面，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乃至统一全国的基础，是改变历史的一次胜利。《三国志》说此时的曹操“破绍，天下莫敌”。

曹操并没有被胜利所陶醉，而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建安六年，曹操渡河追击袁绍。袁绍实力果然很强大，在官渡虽然惨败，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在短时间内就又聚集了大量的人马。曹操当然不会给袁绍机会重整旗鼓，立即进兵，在仓亭再次重创袁绍。袁绍逃回冀州。曹操则回兵许都，毕竟离开老家已经很久了，虽然有亲信把守，可也不能长时间不回家。

各位读者可能还记得，在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时汝南的刘辟举兵作乱，与袁绍相呼应，袁绍还派刘备去帮助他。后来刘辟虽然被曹洪击败，但他的同伙共都（《三国演义》为龚都）却在继续战斗。曹操派蔡扬（不是蔡阳）去剿灭，却被杀败。曹操回到许都后，一刻也没休息，就又亲征共都和刘备。刘备听说曹操亲自来了，故技重施，自己先跑了。共都一看刘备跑了，干脆也跑吧，于是“皆散”。

建安七年正月，曹操回到故乡沛国谯县，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可是曹操在老家呆了几天后感觉不对劲，于是下了一道令，大意是：黎民百姓饱经战乱，人口锐减，我“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因此，要求给民生息，并且要“置学师以教之”。能在大战之后，四方纷扰，天下未定之时就想到办教育，不是常人所能，曹操果然不同凡响。

曹操继续进攻袁绍，准备给他最后一击。在途经桥玄墓的时候，还特意以“大牢”之礼祭祀，并亲自做了篇祭文。祭文不但文采飞扬，情感真挚，而且很有意思。桥玄曾官任太尉，他一直看好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岂在君乎？”这句话就是他对曹操说的。那时非常流行点评人物，曹操少年时就曾多次登门请以点评人物著称的许子将点评自己，由此有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年少的曹操一直被认为是纨绔子弟，但在得到太尉桥玄的如此好评后，立刻成为绩优股，身价倍涨，因此曹操认为自己“为大君子（指桥玄）所纳”。在祭文中，曹操回顾了自己与桥玄的交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还提到一件事：有一次桥玄和曹操交谈，桥玄说，我死之后，如果你路过我的坟墓不以“斗酒只鸡”相祭，那你走不了三步就会肚子疼。这虽然是玩笑，但若不是“至亲之笃好”，以桥玄的身份是不会随便说这种话的。

祭奠完了桥玄，曹操继续进军。再说袁绍自从官渡大败之后，就得了重病，经常吐血。建安七年五月，还没等曹操开打，袁绍就病死了，他的小儿子袁尚继承了他的事业，自号车骑将军。请注意，继承袁绍势力的是他的小儿子袁尚，而不是长子袁谭，这就埋下了骨肉相残的祸根。不知道为什么，袁氏一家都善于“窝里斗”。袁绍和袁术是亲兄弟，袁绍是哥哥，但是庶出，就是说袁绍的母亲不是正房，袁术虽年幼，却是嫡子，所以袁术一直看不起袁绍。后来他们的父亲袁逢把袁绍过继给自己的哥哥袁成为子，这样袁绍、袁术又成了从兄弟。关系虽然变了，却不影响两人大打出手。不过虽然如此，两人都还有个底线，那就是无论怎么打，都没想过要对方的命。可是到了袁尚、袁谭这一辈，就没有底线了，都想杀了对方，收购对方的集团。罗本的《三国演义》写袁尚、袁谭合兵抵抗曹操，一触即溃，可是在二人互斗的时候却奋勇当先。“二人亲自交锋，袁谭大败，尚亲冒矢石，冲突掩杀。”老罗真是高人，寥寥几笔，“窝里斗”悍将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袁绍病死，对曹操来说当然是好事。可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如果袁绍是在战斗中被杀死或是被擒，那么袁氏集团的势力就会立刻土崩瓦解，即使有小股残余势力也不足为患。可袁绍是病死，属于正常死亡，他就会指定接班人，继续战斗。袁绍不在了，可是袁氏集团还在，仗就得继续打下去。而且袁绍的几个儿子（还有一个叫袁熙）各领一伙人，坚持斗争，逐个剿灭必然要费时费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袁绍的死增加了曹操统一北方的难度。后来曹操与马超交战，每听说马超从西凉增兵就笑逐颜开，也是这个道理，因为这省去了曹操挨个征讨的麻烦。还有人认为《三国演义》中关羽华容道放走曹操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可是曹操既然来了，就得消灭袁氏集团，不管负责人是谁。袁谭、袁尚联手拒敌；“数败”，只好退守黎阳，可没多久黎阳也守不住了，只好连夜逃走。曹操继续进兵，又占领了邺城，然后听从谋士的建议，回兵许都，给袁谭、袁尚一个空间发挥他们“窝里斗”的特长。

建安八年七月，曹操可能觉得去年发布的命令执行得不好或是力度不够，于是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全国各地大力办学，命令具体到“县满五百户置校官”。与刚起兵时相比，曹操的经济条件已经有所好转，可是还远不富余。而且天下未定，战事不断，曹操在连年的征战中仍不忘教育，连下两道命令倡导办学，其远见卓识可见一斑。后来的魏国之所以强大，人才辈出，与曹操的大力办学不无关系，“教育是立国之本”，此言不虚。

然后，曹操领兵东击刘表。还没等开打，那边袁谭、袁尚先打起来了，而且很快分出胜负。袁谭兵败，退守平原县，袁尚不依不饶，非要置袁谭死地不可，袁谭无奈只好向曹操请降。曹操手下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既然来了哪能舍刘表而去，回头攻袁氏兄弟。但荀攸认为可以受降。曹操自己也说：我攻吕布时刘表没趁机为寇，官渡之战刘表也没支援袁绍，由此可知“此自守之贼也”，可以留到以后再打。而二袁就不一样了，必须尽早除掉。主意已定，曹操接受了袁谭的请降，然后还兵黎阳，准备攻袁尚。袁尚一听曹操又回来了，立刻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平原县，退回到邺城以东。

袁谭虽然投降了曹操，但是还没有和曹操汇合。于是袁尚抓紧这个时机，留下审配等人看家，自己带兵击袁谭。袁谭一面派人向曹操求援，一面迎击袁尚。袁尚得知曹操领兵来攻，而且袁谭抵抗得也很顽强，一时半会不会有结果，只好回兵。曹操派曹洪攻审配，自己则亲自堵击袁尚。曹军诸将都认为“归师勿遏”，不应该阻击袁尚，可是曹操坚持这样做。他说，如果敌人从大路来，我们应当避其锋芒；如果袁尚从西山来则可以一战。果然袁尚从西山来了，曹操在淦水边一战破敌，连袁尚的印绶、节钺都缴获了。曹操令人向冀州城中守敌展示了袁尚的印绶、节钺，“城中崩沮”，彻底击碎了守敌固守待援的希望。没几天，守城主将审配的侄子就生擒审配献城投降。曹操入城之后，先杀了审配，然后到袁绍墓前拜祭袁绍。

当年袁绍、曹操的关系很好，在京城中经常厮混在一起。中平五年，两人同时入选西园八校尉，袁绍为佐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两人虽然都是**，但身为世家公子的袁绍总有些看不起曹操，而曹操虽也不满袁绍，但还是维持着表面的友好。后来袁绍的母亲去世，袁绍和袁术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与会者三万人”。曹操在那个场合与别人私下里说：“天下将乱。为乱魁者必此二人（指二袁）也。欲济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曹操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可见他对二袁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再后来曹操、袁绍两人都拉起队伍，各霸一方，但还是常有书信往来。当时的陈留太守叫张邈，他与曹操和袁绍都是朋友。各路诸侯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被推为盟主。张邈见袁绍“有骄矜色”，就说了他几句。袁绍怀恨在心，暗地里让曹操杀掉张邈。袁绍这事办得也不对，人家说你几句也是为你好，你反倒要杀人家。而且你自己不动手也行，找谁不好，非得找曹操代劳，还拿曹操当你的小弟呢？！曹操当然不能干，他不但没杀张邈，还批评了袁绍，搞得袁绍很没面子。《魏书》还记载，袁绍与太尉杨彪，大长秋（官名，不是大长今）梁绍，少府孔融有仇，而这几个人又都在朝廷为官，也就是在曹操的跟前。于是袁绍给曹操写信，让他“以他过诛之”，就是找个别的毛病杀掉这几个人。袁绍对曹操一直颐指气使，动不动让曹操干这干那，尽管曹操一直不按他的意思办，可袁绍就是不长记性。这回曹操照例拒绝，还回信说，现在朝廷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以诚相待还怕这些能人不肯来，怎么能随便治罪呢？袁绍这时才有些明白，认为曹操“外托公议，内实离异”。

在袁绍和曹操刚起兵的时候，曾有过一次对话。袁绍问：“若事不济，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没回答，反问一句：“足下意以为如何？”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答道：“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两人在说这些话时，大概都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他们说的不仅是各自的战略方针，也是心中的远大志向，只不过袁绍毫不忌讳，说出了“争天下”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可见当时的袁绍已经开始自我膨胀了。而曹操则要隐晦一些，只是说“无所不可”。袁绍的战略方针基本实现了，可是他还是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应该不是执行的问题，而是这个方针本身有问题。袁绍的方针过分强调了“地利”，可能也考虑了“天时”，却根本没提“人和”。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老人家认为“人和”是最重要的，但是袁绍偏偏就没考虑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有了“天时”、“地利”就可以“争天下”了，即使不能争得天下，也可以坐守河北之地。袁绍是世家子弟，从小锦衣玉食，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更不知道老百姓有多大的力量，也不知道民心有多重要。这不是只有袁绍才会犯的错误，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都可能会犯的错误。一个不经调查研究就作出的结论往往会适得其反，一个不考虑老百姓疾苦的政权往往会遭到百姓的抛弃。袁绍就是这样，他依靠豪强，压榨百姓，与民争利。在他统治的地区“豪强擅恣”，“下民代出租赋”，卖尽家财也交不齐赋税。而曹操恰好与袁绍相反，他抑制豪强，依靠百姓，多次发布命令，与民生息，减租减税，让利于民。举个例子，就在祭奠完袁绍之后，曹操立刻下令免除河北当年的租赋，还加重了对豪强兼并的惩罚。当然曹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霸业，但是这种做法在客观上符合百姓的利益，满足了百姓的需求，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吻合。这，应该是曹操战胜袁绍的根本原因。

曹操在袁绍墓前哭得情深意切，还慰问了袁绍的妻子并予以厚待，然后继续追杀袁绍的儿子，这些事一码是一码，曹操分得很清。这时曹操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给自己的儿子曹丕迎娶了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世语》记载，袁熙领兵在外，把妻子安顿在幽州和袁绍的妻子刘氏在一起，没想到城破之后都成了俘虏。曹丕入城后先到袁尚的府中，在那里见到了刘氏。发现还有一个妇人蓬头垢面，站在刘氏身后，一问才知道是袁熙的妻子。曹丕就让她洗脸梳头，想看看到底相貌如何，一看之下果然“姿貌绝伦”。大概曹丕看得太投入了，以至于真情流露，连刘氏都看出苗头了。曹丕走了之后，刘氏对甄氏说：“这下好了，不用担心被杀了。”曹操知道后，就让曹丕娶了甄氏。《魏氏春秋》记载，孔融知道这件事后，给曹操写了封信，提到周武王伐纣之后，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也是做学问的人，博览群书，可是没见过这段记载。他以为孔融一定是在什么古籍上看到，于是在和孔融见面时就问起了这事——曹操还是非常虚心好学的。没想到孔融却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闹了半天是在拐着弯讽刺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