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海，我和陆基林见了面，基林又胖了，他赶快领我去了家里，到了他家门口。

我这个多事的人，见了一个卖苹果的小贩在他家门口叫卖苹果，就非要买几斤不可。但是刚才喊的还是五毛钱一斤,小贩子怎么见了我一要，马上他就四元一斤了呢。陆基林就是不让我买。这小贩子见我和小陆拉拉扯扯的，可我是就是要买。可能他想：这下可等上来一条大鱼，他就是从国外刚回来，看来我还不知道国内的物价。他就又改了口忙不迭地说：

“四块钱一斤，刚从国外回来，还差那两个钱吗？”

他这么一激，我也显显大方地，立马就买了四五斤带到了陆基林家。

到了他家后，我说明了去北京再去哈尔滨回家的日程，简单说了回国的情况，给了他我在日本为他买的相机，又给了他二百元外汇券。什么是外汇券呢，在那时中国为了能供应外国的时髦货，就发外汇券以外币兑换，外币在中国不流通，必须要用美元先兑换成外汇卷，但这仅对那些能出国的人和持有外币的人。对一般国内的人来说，也都是大家所想尽一切办法得到的。

小陆也很高兴，当天晚间竟和我聊了半夜，我兴致勃勃地给他讲了在日本的种种见闻。第二天带我看了上海市。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上海也有了很大变化，我也二十多年没有来了，街道也拓宽了不少，但是市区的面貌依旧，整个上海还是新建的大楼很少，毕竟中国是才改革开放。陆基林领着我走在上海的街道上，指着一座新建的立交桥说，这是上海的第一座立交桥。途经上海市造币厂时，他又说听说上海的造币厂已经印好了百元一张的大面额人民币，堆在造币厂，不久要发行了，我几乎一点也不信，要是那样地话，我的月工资才七八十元，每月连一张百元的人民币还不够呢。但那时正值祖国变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一九八六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这次事故震惊了世界，以后据说它的影响要达几万年。核辐射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日本人就饱尝了这个恶果，二战结束时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不仅毁灭了两个城市，幸存下来的人很多受了核爆炸的损害，受到了核辐射的危害，活下来的痛苦难忍，苦不堪言。这是战争造成的后果，也同时是日本人做下的孽。

在墨西哥还举行了一九八六年墨西哥世界杯，遭受过两次大地震的墨西哥人为这届杯赛倾注了最大的热情，这是一届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世界杯赛，马拉多纳和他的阿根廷队主宰了一切，“上帝之手”和连过六人的世纪进球已经载入史册，这个跳着探戈的国度也成功地第二次举起了大力神杯，马拉多纳也就此出名。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名震足坛几十年。

在国内，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从而开创了国企破产的先河。国内外这些大的变化，是我以前末经历过的，在上海，与陆基林道了别。

他为我买了卧铺票，就向北京进发。

去北京前给刘庆红拍了电报，要他给我买去哈尔滨的车票，也不知道他在不在中科院。

我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外汇券购买物品的大楼前，围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大堆穿工作服的，蹬着人力车的人群一伙一伙地拥挤着。一些出国人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地奔忙着，来几个人，走时跟着几辆人力车，车上载着家用电器，洗衣机啦，彩电啦，组合音响啦，冰箱等，大家簇拥着高高兴兴而去。这个地方叫“出国人员服务部”。这些国外的产品，尤其是日本的家用电器，用外汇券购买是用人民币购买的二分之一，因此一些掮客（即二道贩子或称‘黄牛’）的人也是在这里喧闹不已。

我下了火车后就来到了这里。因为自己的证件上还有三个指标要买，大件还有冰箱、洗衣机、汽车没买，因为在国外买了还要往回带，要用路费。于是我盘算开了，冰箱那时国内已开始生产，听郝淑珍说质量也可以，不买也罢，还有洗衣机也是，我不愿意用这宝贵的美元，还有四小件，就是像吸尘器、小电器、手表、照相机等物件，这样就买了吸尘器，手表照相机已有。这台吸尘器在家里放了十几年，一打开震耳欲聋，哄哄作响，烦人不已，手里还握有两大件。一想这指标在手里也不放心，回家后这个要那个要，不给也不好，还不如给那些“黄牛”们呢。就招手向他们示意了一下，谁知突然围上来几位，他们看得出我是想出让指标，张口就喊，大件指标一千元一件，小件的四百元，我连忙躲开，跟前面的一位略一商量，就按这个价钱成交。

这人就是啊，一得意就忘形，自己觉得有点儿钱不得了，那时我也的确有点儿钱，仅带回来的就有两千美元，官方的比价是一美元和六元左右，但在市场上的价格约合二万人民币吧。那时一般人有多少钱呢，一般称是万元户是不得了，工资月薪我是七十几元，一年也就八百多元。万元户一个县级出一个就不少了，况且是一户呢,所以我是有点儿钱不知道烧得怎么好，想，也让他们赚点儿钱，几百块钱算个什么，这样,就把几个大小件指标给卖了。

就留下了组合音响和吸尘器，能随身跟火车携带，在北京待了两天。去了我的同学刘庆红那里，第一次也没找到，再去一次却来不及了，加之又买到了车票。我去的那天到了中科院已经太晚，通讯联系极为不方便。记得走到了中科院的一块农田，确切地说是优良品种基地。这北京也大，我竟然步行去了那里，在农田里摸来摸去找不到地儿，只好原路返回。

接着回到哈尔滨市,在那里与其他三人汇合。杨名多提议,省高教局外事办的处长为我们出国的事也操了心,大家应该送些小礼物表示表示,这事我们自然同意,我建议也不好送什么东西,最好每人凑点儿钱,给她更好,于是四人各拿出了一百多元钱,由杨名多给了她,我们四人就此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