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八一年，我们竟然入住了有三层高的楼房，仍有照片为证：我们一家四口站在楼前，这时的老妈已相当的丰满，食堂白工作服的扣子都似乎要绷掉了，老哥挨着老爸，穿着老妈织的毛坎肩，胸前有王朝两个字，我则挨着老妈，也是同样式的毛坎肩，只是胸前是小军两个字，就像小卒。这时的老爸是相当的年轻，年轻的叫人心疼，因为如今的他已是一头的白发，背驮起老高，粗糙的脸皮再也不会紧绷。是啊，连我都两道抬头纹，黑亮的皮肤早已暗淡，细腻不在。有点奇怪的是照片的边角处，除了一个大废墟山和山间的一棵大杨树外，竟还有那辆老牛车。

随着我们煤矿的人大批地迁居到这里，废墟山迅速地变成垃圾山，不过，那时的垃圾还很保守，所以这个山还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每天都要爬上冲下无数次。我们的玩伴有叫郑小立的，大刚和小刚，还有一个叫刘强的，我哥最大，也最能打，曾在第一次打架中把郑小立的嘴唇打出了血，那时我还不知道帮忙，可老哥已经是我们的头头了。他带我们爬那颗老杨树，带我们挖废墟洞，带我们雨中冲杀，最为神圣的是带我们玩“臭电池”，一块白色的臭石头，放进水里，就会不停地冒泡，在上面糊一层泥，开一个小洞，火柴一点，就会窜出火苗，并且可以燃烧个没完，直到石头变成泥。

五

没有两年我和老哥就开始幼儿园的生活了，原因很简单，二舅的孩子和老姨的孩子都已出生，曾经推我们哥俩的四轮小竹车，已换成他们两个，特别是老姨的孩子几乎是全年在这里，因为老姨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长沙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地质研究所，吃到窝边草的老姨夫后，出差更是经常的事，管孩子的空儿是一点没有，只好送回老家来。这时的姥姥虽心脏病已相当的严重，可对小孩的喜爱是有增无减，照样像带我们一样，推着小竹车买菜，赶集，照样把买回来的小羊小猪兔子什么的和他们放在一起。只不过，她还是什么都养不好，兔子瞎眼，羊成了瘸子，小猪不进食时就连奢侈的米粥加白糖都不吃，宁可活活的饿死。对了，大舅也有一个女儿了，只是大妗子对姥姥姥爷不太满意，孩子就始终在娘家，重男轻女的老思想也真是没有办法。

幼儿园的事儿有的就记得相当清楚了，有时为了吃到果丹皮背《锄禾》；有跑进女厕所，观察女的和我们男的有什么不同；有我吃鱼吃的好得到表扬，还有一件姥姥姥爷常挂在嘴边的我的聪明事儿：那时，我们每人有一个喝水的小茶缸儿，编了号码，平时放在一起，下课的时候各拿各的喝水。我是十八号，可我说什么也记不住，但我有我的窍门儿，那就是我总是走到最后，待别人拿完了，剩下的不就是我的了嘛！虽然是个笨办法，可没有伙伴发现我的笨，不就很是成功嘛，我还挺臭美地告诉他们老俩口，可没想到，这也成了他们的骄傲和乐事儿。这段时光，对老哥的记忆几乎没有，虽然我们在一个班，也许，这就印证了人以类聚这话的不错，我们不在一个群里。

接下来在我认为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件幸事，那就是我没有和我哥同年上小学。也许是我们的爸妈太专注工作了吧，都九月一号开学了，老妈还把我们两个八岁的孩子送到了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看见我们就笑了，你们孩子都多大了还来幼儿园啊，快上小学去吧！老妈这才如梦方醒，赶忙一前一后驮着我们往规定的小学赶。结果到了学校，校长问我们的问题，什么住址啊，什么生日啊，什么你爸妈叫什么名字啊，哥哥对答入流，我却一问三不知，就连《锄禾》和《鹅》我也忘了怎么背了。于是校长得出结论：你的二小子还不适合上学呀！这样，我的老哥上了学，我只好先家里蹲。

六

没有上学的直接受益是和姥姥姥爷上北京。那时，老姨终于在筒子楼里有了自己的房间，也稳定了些，就希望姥姥到北京来带孩子。这样，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身边，还可以让自己的父母享受一下首都的生活。他们唯一的不愿意就是我，可没有办法，我不能上学，也不好回幼儿园，妈爸又都上班没空管我，姥姥姥爷也提出条件，就是我们可以上北京，可我们必须带上小军。于是，我坐上了长这么大第一次坐的交通工具——火车，还是t开头的。

现在想来，我也却是一个讨厌的，不招人待见的孩子。第一次在北京站坐电动阶梯，我就好奇的上下乱跑，接我们的老姨说什么也抓不住我，拿的行李滚了一阶梯，本来就战战兢兢的姥姥还摔趴下，说什么也爬不起来，越使劲抓扶手转动的皮带越往下拽她，还是姥爷看得明白，阶梯只朝下走，叫姥姥坐在台阶上不要乱动就好；到北京饺子馆吃饺子，上来几盘我搂到怀里几盘，谁也不叫吃，说自己都能吃了，姥姥抢了一个，说我眼大肚子小，我也说她，怎么一口假牙嚼的还挺快的，这样的事情在姥姥姥爷的眼中都是乐事儿，可老姨准黑透我了，这样的心态最终导致我在北京的丢失。

那天老姨打算带着我和姥爷到天坛看看，还给我讲了回音壁的奇妙，可在半路上，我看见卖冰棍的了，确切的说应该是卖雪糕的，还是小熊的形状，这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我苦苦哀求着要买，姥爷都掏出两毛钱了，却让老姨给塞了回去。我开始气人地撒泼打坠儿，不走路，现在想来是给老姨气坏了，拽着姥爷就走，直到拐角都没有停。其实，老姨是想吓唬吓唬我，以为我见他们没了，一定会追上他们的，可天生的臭倔和对自己认道儿的自信，一见她们没了，我起来就往家走，以至他们回身从拐角观察我的时候，我已不见了踪影。

过两个十字路口，过条大街，绕过几座大楼，就应该回到老姨家了，可我太小看北京了，同样的十字路口，同样的大街，同样的大楼，太多了，人也太多了，越走越不对劲，越走越陌生，越走越害怕。当然，不会有什么奇遇，也不会偶食奇花异果，更不会拜下美女师傅，害怕只叫小孩子哭鼻子抹眼泪。

这个时候，我的鬼头门儿（小聪明）开窍了，我看见了维持城市卫生，抓随地吐痰的戴红袖标的老太太，带红袖标一定不会是坏人，我上前就跪扑到老奶奶的腿前，说自己找不到家了。我求助的对象完全正确，不一会儿，六七个都戴红袖标的老太太就开始行动了，其实，我离老姨家并不算远。只是我也不知道老姨所在单位的名字，也不知道家所在的小区叫什么名字，只知道进走廊的大门口是弧形顶子，依据这个简单的特征，几个老太太都找疯了。终于在快天黑的时候，我才终于看见了也快疯了的姥姥和姥爷。

姥爷个子不高，体胖，圆肚子上有一条半尺长的口子伤疤，是地震时抱着老舅往外跑时被铁筋划开的。他十五岁就入党，在矿公安科退的休，打的一手好枪，性子自然烈的狠，本来就不想来北京的他，在找到我的当时就非走不可，大家好一通劝，包括带我回家的几个老太太，最终没有走成，我也开始淡定了下来，开始了在首都真正的生活。

那时，记忆比较清晰的是，我有时会和老姨夫在早晨去跑步。那时北京的早晨非常静，路灯似乎也不多，因为记忆中的晨光是一片一片的，还有大大的洒水车，在你身边开过。快过年的时候，我还和老姨到一个大铁制的蓄水池里买大鱼，买回的鱼相当的大，我拼命地双手提，也只能走几步远，好像买了两条养在大红塑料盆里，留着过年吃。对了，最最重要的是有电视看，并且正好演《霍元甲》，“……万里长城永不倒……”我都看入迷了，“迷踪拳”太厉害了，我说我怎么会和老姨夫去跑步呢，肯定和这电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