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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过客》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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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这时才真正清醒过来。是啊,前段自已忽视了,真正的“作家”在任何地点都是不会怯场的,但同时又是很能“攻关”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已臣还缺乏经验,缺乏生活积累。我认为自己还是不成熟。虽然马拉松式的折腾了半天,但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这是一个非常新鲜幽丽的早晨,阳光晒在大地上镀上金色,空气是淸冷而甜蜜的。我终于来参加“业务培训”了,心中难免有几分舒畅的感觉。

我办完报到手续走进教室。教室里听课的人少得可怜,仅十几个人,我就近找了一空位坐了下来。

培训班里坐着的全是来求职的。在教室里,虽然反复强调说普通话,可是老师一下课走出教室门,什么湘方言、闽南话、四川话就你一句、我一句到处嚷嚷。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培训,就会觉得方言新奇而丰富。加上每天都有新闻趣事发生,每天便有说不完的话题,教室里常常是谈笑风声,热闹非凡。以下是一位学员讲的黄段子:

O语文课上老师:“穷则独善其身”的下句是什么?同学:富则妻妾成群。老师又问:“后宫佳丽三千人”下句呢?同学:铁杵磨成绣花针。老师晕。

0A:我那上大学的儿子每次来信都向我要钱,我实在不知道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B:我那上大学的女儿从不要钱,也不知道她会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对于上述这些轶闻趣事,我只是笑笑,从不掺和。当下自已最重要的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不,仅几天时间,我那笔记本已经记得密密麻麻了,少说也有两万字。有人说,湖南人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他们喜欢创造各种抽象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游戏,习惯于思索,习惯于刨根问底……眼前的我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暂且不表,但从我那凝视别人的眼神中,已看出了自已当前的处境与心中的压抑。

经过几天的“短训”,我终于“上班”了。可是真正进入角色,自已才知道是多么滑稽。我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我交了200元培训费,发给我的就一个文件夹、几页材料,让我和那些被招聘来的人分头出去,直接找那些厂长经理们,“邀请”他们加盟,让他们出钱。

“太公钓鱼”。我真是哭笑不得。何谓“太公钓鱼”?这是麻将桌上的一个常用语。是指有些赌徒,一分钱也没带便上卓,只想赢别人的钱。这是无本生意。所以这又叫“空手钓鱼”。而我和我现在的这些“同事”,就只能算是桌上的麻将牌而已。

更要命的是,自已连迈进那些经理室门坎的勇气也消失殆尽了。我来来往往地朝八里庄跑,不时在华堂商场经理室办公室门前徘徊,这些太不常规的举动引起了两个保安的注意。他们气汹汹地过来盘问,只差没铐我了,我只能慌忙地下楼。

这当然是最简单的一个活儿,全在一张嘴巴上,但需要勇气。当然,光有勇气还不行,还要有技巧,要会临场发挥,更需要一点厚脸皮才行。我虽然没有读过《黑厚学》之类的畅销书,但还算得上是“活脑壳”。而且,自已写过好多文章,想象丰富。我深知这些,培训课上也演示了一些,但一临场却怯场了。

这是刚开始的头一天。然而这一天,我毫无进展。我很懊丧,暗骂自已无用。我想,要是在家乡湘乡,自已肯定会得心应手。我的兜里,还装有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呢。一想起自已的作家身份,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几年前:那时,我被招聘为市文联所属的文学艺术发展中心主办的文学报编辑,负责组织一些报告文学、通讯之类的稿件,我经常发现一个叫杨小小的文章。文章大都是些散文,写得很清纯,文笔流畅,不知是她的文笔吸引我读她的文章,还是她的名字好听而迫使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反正自已喜欢她的文章。一次,她给文学报编辑部寄来了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她单位搞扶贫开发的事。在读完这篇报告文学后,我不知从哪儿冒出一股劲,三下五除二就给她写了封信,信写得很短,主要是说这篇报告文学写得很好,有深度,但文联是有名的穷单位,经费很紧张,要她找她的单位说说,出点经费。信发出一个星期后,她很快来了电话,说她找了单位领导,单位愿意支持文联一万元办报经费。后来,我便与她认识了,并且以朋友相称,无话不谈。后来,市作家协会在水府庙旅游区召开笔会,我和她都参加了。在笔会上,我和她谈得是那样开心……可如今呢?

我这时才真正清醒过来。是啊,前段自已忽视了,真正的“作家”在任何地点都是不会怯场的,但同时又是很能“攻关”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自已臣还缺乏经验,缺乏生活积累。我认为自己还是不成熟。虽然马拉松式的折腾了半天,但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午后的阳光,好像百盏灯光一起扭亮,让人燥热心烦,风不再有醉人的清香,而是一锅热腾腾的蒸气,知了在树梢上一声复一声地重复歌唱着单调的音符。

思乡的感觉不由涌上心头。是啊,家乡多好。我记起了那首《思念》的小诗:

如果说

信封是船邮票是帆

那么手中的笔就是桨

载着满船的思念

摇向故乡的河岸

我决定给唐姨打个电话。

我走进了八里庄附近的慈云寺邮政局。我向出售磁卡柜台走去。突然,自已看见前面一个姑娘掉了一件东西,便上前叫了一声。姑娘转过身来,是个月票夹。那姑娘莞尔一笑,突然愣住了。“啊,原来是你?”

我也大吃一惊:“怎么是你,杨小小!”

原来,碰见的这位姑娘,就是几年前帮我拉了一万元赞助款的那位叫杨小小的姑娘。后来她单位送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现在即将毕业。她告诉我,毕业后准备在北京发展,不准备回老家湘乡了。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便同他说了很多。说真的,整整一个下午,我们无话不说,并相互留了地址和传呼号码才分手。

我送她走后便上二楼去打长途。杨小小又返回来看了我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见我进了电话亭便匆匆离去。

唐姨在电话里告诉我,杜鹃红已去人民医院做了人流手术。我听了一惊,半晌没有说话。想起杜鹃红,我似乎看到了她那冷冰冰的且又刻薄的脸。我恨她,恨她太绝情,但又忽然觉得自已有愧于她。是她把女人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这念头一闪,我便对着话筒说:“唐姨,谢谢你。请你向她问好、致歉。”

出了邮局,眼前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种血肉模糊的东西在晃动。“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自已暗下决心。

回到住处,很惊讶发现东方一笛正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见我进来,忙站起来说:“我等你好久了。”

“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吗?”他有些不自然地笑笑。钟离东倒了杯水给他。这时,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周他要去采访国庆45周年大庆的准备活动。

我心里不平静了。回想往昔,自已那趾高气扬、那青年作家的光环,办报、交友、到处参加笔会,无不出尽风头。而东方一笛、钟离东虽然有文凭,但比起自已来,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而已。虽然如今世易进迁,风景大有不同,但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大翻覆与大反差,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

当然,我羡慕之余又感荣幸。毕竟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友人的荣耀,也就是自已的荣耀呀。在家乡,我不就曾有有意无意地向杜鹃红提起过东方一笛、钟离东他们的名字吗?虚荣之心,人皆有之。知道自已有点阿Q,但心里毕竟享受了一种虚荣与满足。

东方一笛听了我所说的工作。很认真地说:“北京外来人口有300多万,高学历、有特长的人很多,要找一个差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湘辉呀,机会还是有的呀。我想不管什么差事,只要你自己觉得轻松就可以了。我采访过一些刚来时收破烂、捡垃圾的人,他们才真是不容易,可他们每年也能‘弄’过一两万回去。我有一个叫司马义雄的画家朋友,他在这方面很不错,今后有机会把他介绍给你。你要多体验、积累生活,这对你有好处。”

我认为这番话对我来说有点刺耳,但的确有点道理。

东方一笛也是位业余棋手,吃完饭便与钟离东对奕起来下到最后,一个劫处竞争夺了上十次,可见两人的棋艺相当。

我在旁边写日记,读小说。不过自己心里老是在想,钟离东为什么每次同东方一笛在一起,话题就少了呢?我想起了这么一则童话:

一个桔红色的茶杯摆在客厅的一张桌子上。一天,茶盖对茶杯说:“茶盖,我每天都给盖着,你呢?怎么一点儿也不谢我?”茶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茶盖听了,说:“我再也不给了,你自己盖去。”说着,茶盖就从茶杯上滚下来,玩去了。

这一天,茶盖走到卖茶杯的商店里,看见有很多比它大的茶盖哥哥、姐姐,茶盖们看那桔红色的茶盖,“你是谁?你不是我们商店的,快滚!”茶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茶盖听了,惭愧地离开了茶店。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弟弟朝茶盖一脚,把茶盖踢到一个蚂仪洞旁,洞里的蚂仪见了,就说:“兄弟们,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漂亮的玩意儿,快来呀!”茶盖听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就走了。

茶盖滚到半路上,看见蚂蚁没来,就停下来。茶盖一边喘气,一边说:“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过个平安日子吧!”说着,就滚向自已的家了。

茶杯见茶盖回来了,连忙去迎接茶盖。茶盖也滚到茶杯面前说:“茶杯,世态炎凉啊,我再也不出去了。”从此,茶杯和茶盖相处得更好了。

我认为钟离东和东方一笛的关系,或许就像这茶杯与茶盖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吧。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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