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自觉革命

一九六八年，随着工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全国暴风骤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渐渐归于沉寂。11月份，长沙的中学生都回到离别两年多的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三中也是这时候开学的。到社会上厮混了两年多的同学重又聚集到教室。

两年的*大风暴把人吹冷了。同学们见面没有丝毫重逢的喜悦和惊异，比以往新学期开学同学第一天见面要冷淡得多。两年来，人以群分，各各的交结范围仅仅是几个因观点（不如说出身）而加入的相同派性组织中的人，不属这一范围的，两年多来没有过任何接触，甚至没见过一面。“革命”掀起的波澜使同学关系冷却成了路人，“红五类”、“黑五类”的划线伤了同学间的感情，十几岁的人之间竟一本正经地筑起了阶级的壁垒。现在回到学校，各自的角色仍在继续扮演。

一下子，我忽然感到我们真的长大了许多，倒不是班里很多同学抽烟了，也不是同学中敢于公开谈论找女朋友了（三中是男中，两年前这是最大的道德问题），而是第一次觉得，与有些同学在一起无话可说，感到别扭。两年前我们从没这种感觉，同学合得来就一起玩，合不来自然会分开，哪里感觉过冷场的难堪和深深的隔阂呢？何况这难堪和隔阂来自于我们根本不懂而自以为很懂的政治原因。

 课不可能复起来，因为我们六六年就该毕业，无书可读了。革命却要不断的闹。到校才几天，“校革筹”就宣布了下一步的“闹”法――毕业分配，四个面向。班上几位红五类早已面向蓝天，到兰州入伍当空军去了。还有几个到工厂、升学校的名额该给没走的“红五类”或别的次一等的“红外围”去分了。毫无疑问，我只有面向黄土，下农村。不过当时还讲究个“自觉闹革命”，须得你自己报名申请。

终于有人报名了。班上第一个如果除去韩凯诗，（他早在十月随全市第一批自愿者去了靖县。）就是王源钊了。我是劫数之内的，听说湖区比山区好,我找杨觅知商量一下，决定还是早报为好，去常德县牛鼻滩。

 杨觅知和我两年多来形影不离。他的家庭我不了解，我们在一起玩，从不打听对方的家庭出身，似乎都怕伤了对方的面子，但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使我们互相视为同道。早在初三读书时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我们就预感到前途堪忧，正好又看了部电影《军垦战歌》，便萌发去新疆的热情。我们在图书室翻了不少有关新疆的资料，看到一篇关于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劳模王宗汉的报道，于是写了封信给王宗汉。请他帮我们联系去新疆。不久，回信来了，他给我们的满腔热情泼了盆冷水。那报纸上的劳模不见了，他劝我们不要来支边，那里不象电影里唱的，边疆无处赛江南。现在一想，这个王宗汉真是位实实在在的农民汉。他其实不回信也算是尽了良心了，他怕因他的事迹诱导我们误了前程，回信给我们讲真话，劝我们莫去走西口，那是受苦人的归宿，他就是从陕西流浪去的。但是我们少年气盛，去新疆的念头始终缠绕心头。

六七年二月，趁着串联坐车不要钱，又一次煽起热情，还邀了韩凯诗跟我们一起走。临上车前一刻，韩的妈妈追到车站。站外广场的灯光暗淡，她好容易寻到我们，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流着泪把韩拉回家，还把我们数落了一顿，弄得我们跟人贩子一样难堪。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和杨觅知面面相觑，豪兴顿挫。谁都是父母生的，我和杨觅知上了火车，各想心事，一晚无话。到了武汉下车玩了七天，又回来了，再提不起到新疆的话来。

 现在下乡就不是我们想不想去的问题了，非去不可。你能挑选的只是湖区、山区。正当我们还在七想八想，却没想到，没过几天，史山明竟毫不犹豫地宣布，他要下农村。这实在是意外，他的出身那可是在班上红光四射的。虽如此，闻革两年中他却是红五类中唯一跟我们经常来往的朋友，他身上一点都没有那种自来红的气息。他报名下农村，对我们似乎是个小小的安慰，毕竟我们这批人的家庭不是清一色的２１种人，替我们遮了丑。史山明报名下乡是因为他在学校最乱的一段时期，把学校的钢印搬到自己家去了。什么假证也没造，为自己挣了个干坏事的嫌疑，受到工宣队的压力，所以36计，走为上计。这在我们看来，真不算事，他都说要走，那我们还等什么？于是我们不再想它湖区山区，三人一起报了名，哪里先走去哪里。加上李歌闻、施长松，还有早打定主意的王源钊，全班共六人去了洞庭湖畔的牛鼻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