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什么是呢？

面对如此强大的“他们”，我将采取什么方式呢？

写一个让他们看着高兴但看完了心里又别扭的小说吧。(手机阅读本章节请登陆 wap.shouda8.com)

这个想法是让我可以时常坐下来写作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让我的同类看了心里痛快，这自不必说。

之三是自己痛快，这还用说？

19

坐300路到达木樨园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种环城公共汽车与康恩专线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我赴酒局的时候大多也是下班的高峰，我坐过一两次，完全是一项重体力劳动，而且闹心。

后来我就改坐小公共了。

小公共充满了典型的中国式的狡诈，尤其是当代中国式的――那些外地进城原本淳朴的农民，在北京地痞司机的督导下如此这般报站卖票：嘴甜而含混（女性统统叫大姐，男性统统叫大哥），将大话说满，绝不兑现，乘客亦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在那闭塞肮脏直不起腰的环境中有说有笑，或者坐在小马扎上打着手机联系买卖。倘若有半途上车的外地农民，往往就会被多收一倍的钱，卖票的口气一般是这样：“大哥您给四块钱！”前半句声音洪亮，后半句声音略轻一带而过但绝对让你听清钱数。对此，所有只交了两块钱的乘客无一人站出来戳穿真相，甚至有时，那位挨宰的外地农民并未被拉到地点便被轰下车去，那位原先也是农民的卖票伙计关上门后再骂两声“傻逼”，全车人无动于衷。

我虽有动于衷但从未站出来过，我比这一车丑陋的中国人更丑陋吧？

总之，坐小公共就是要经受良心的考验！

木樨园到了，我对卖票伙计说“师傅前面过街天桥停一下”，捏着一沓子脏钱的脏伙计扭头冲司机油腔滑调嚷了一嗓子：“天桥给踩一脚！”

车稍停稳，我便蹦了下去，同时也蹦离了我那不安的良心，换之以一颗对冰镇啤酒的渴望之心。

李英租的小屋就在马路边上，灰秃秃的一座板楼，他住三层，电梯五层以下不停，我一般都爬楼。楼梯狭窄、肮脏（又是“肮脏”，看来我得把这个词用烂了为止），我怀疑这楼道有100年没打扫过，地上、墙上因多年来一层一层肮脏的叠加，现在在昏暗的灯光下（竟然还有灯！）简直都脏出花儿来了。稍一恍惚，你会觉得地面和墙壁是不是被恶俗地装修过？那地面黑乎乎的油光类似大理石了，那墙上的斑迹也有些像某种廉价墙纸上的花朵――真是脏出水平来了。

我大步流星奔赴李英的一居室，厨房亮着灯，我甚至都能听见葱花炝锅的声音及闻见菜香，我身后的小公共自然也冒着黑烟卑鄙肮脏地开远了。

我记得因为小公共我还跟我的前任女友楚洁辩过。楚洁去德国混了几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德国外企当什么主管，西方腐朽没落的那套东西她是一点没学到，反而继承了白手起家那一路资本家艰苦朴素的作风，什么精确守时，什么AA制，什么万不得已绝不打的，以及鄙视卡拉OK，还有就是对吸烟者满怀歧视……

有一次我跟她去郊区看一位旧日朋友，坐地铁到西直门，从地下钻出来，有小公共，有出租。楚洁要坐小公共（此行是她花钱），我陪她坐了。据我分析楚洁的月薪应该有上万人民币，我只能分析，收入保密也是她们那一套规矩之一。

从我们上车到人坐满开出，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路上车出毛病（常年超载所致）靠边修了十分钟，加之每到一站为了拉客都得磨唧半天。其实早就没座了，光油箱上就挤了三四位，但每次车下的人问有座吗，卖票的伙计都能变戏法一般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变出小板凳、马扎、倒扣过来的塑料桶乃至一块脏棉垫子。实在变不出来了，就卖半价的站票。到这个份上，司机和伙计才心满意足。伙计不再白话，司机也可放心地驶上快行道。自然走不快，让人担心弄不好底盘就要掉了，但司机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甩开膀子加大油门，脏兮兮的小面包颤颤巍巍却又一副大摇大摆的架势。

自然，干这行就得这么干也都这么干，问题是，挣一万多块钱的楚洁没必要这么干。我对她说，我要是你就打车。

她说，你不挣钱还挺会享受的啊。

我说，我是说如果我挣了钱的话。

她说，那也应该能省就省着点。

我说，你不觉得打车节省时间和体力吗？

她说，你还是那么能狡辩啊。

我说，不是狡辩。

我心说，您这种“节俭”完全是生搬硬套嘛，把挤小公共所花的时间和体力用来多挣点马克不好吗？

可我什么也没说。“前妻”么，我已无权对她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了，哪怕是善意的建议似也多余。

我们不再提这个话题。我扭头看窗外北京那灰蒙蒙的阳光，以及工地，工棚，落满灰尘的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