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与救赎

――读长篇小说《花过》

李 星

将近十八年前，贾平凹就将这个古老而尴尬的命题，提到了当时的中国面前，如今又有一个籍籍无名、却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将这个命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它就是：沉沦与救赎。贾氏的小说是经过时间淘洗、如今更加光亮的《废都》，后者是南君子先生的长篇新作《花过》。前者以高度的敏感，见一叶而知秋之将至，借文化名人庄之蝶之身心魂魄，诉心灵之苦痛，发盛世之危言；后者面对已是全然物欲化的世相风景，以作家兼小官员南君子之情感经历发出了“知止”、“重新清澈”之人生感悟。前者更像小说，后者更像一首长诗，它是浮士德博士摆脱魔鬼靡非斯特操纵后的一声长叹：“你的泪锈迹斑斑/我的泪如路残喘”，“不久后，我将再次从这里起飞，飞到太阳之下，白云之上”，寻找“那清澈光亮的世界”。虽然比中风后的庄之蝶的迷惘要光明得多，具体到追寻一个怀着自己孩子的美丽女人，但却同样虚幻、同样迷茫。因为正是她，对闺中密友的背叛和对其男友的诱惑，使南君子先是感情出轨，后又接受煤矿老板贿赂，被相爱十年的未婚妻断然抛弃。而小说结尾处的“她”，已由一个依靠父亲权势，接受大量贿赂的房地产老板，因父亲的失势，仓皇移民国外。国外的苦难和即将做母亲的颠沛流离，是否能让她完成一个“伟大的嬗变”，从而“清澈光亮”起来，是大可怀疑的。然而在失去珍宝般的恋人唐韵和辞去公职之后，南君子剩下的也就只能是他未来的孩子和他（她）的母亲了。绝望后的虚妄也就与希望同，这是作者和南君子的无奈。“或沉沦其无所达兮，或清澈其无所通”（见《楚辞•九叹•愍命》）。既然沉沦、清澈，都不能使他达和通，那么主人公的寻找，无论是清纯庄重的唐韵还是被多个男人阅读过的梅凝，在小说中就只有回归心灵自由的象征意义了，这是南君子通过苦行，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次救赎。诚如伟大屈原所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千三百年前的屈原自然不知道后来的基督教义中的灵魂救赎，但“其修”两字却表明在自知于楚国时局的无力之后，转向内心世界的灵魂高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以为：《废都》更像小说，《花过》更像如《离骚》、《浮士德》那样的心灵抒情诗――当然，这只是艺术类型的比较，并不是说《花过》就伟大如不朽的《离骚》等。

《花过》灵魂救赎的主题源于主人公南君子的沉沦，而南君子的沉沦又因了社会大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沉沦。小说围绕南君子的社会、人际关系，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展示的公权力被金钱收买，国有矿业资源被低素质的人占有、挥霍，社会服务行业、律师法官、传媒精英以“浅规则”致富，在读女大学生被包养，贫困农村女孩卖身救父，无情之色弥漫于娱乐场所的风情世相，让人触目惊心，远非当年的《废都》可比。与碗大成、黄子健这些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小说主人公兼叙事人的南君子从与市长的大款女儿“第一次”时就意识到自己的堕落，然而担惊受怕，并随时准备接受命运惩罚的“清醒”的堕落，仍然是堕落，不仅如此，还是更为深刻的对自己修习的文化的背叛，是更严重的灵魂沉沦。

晚贾平凹出生二十多年的南君子究竟不同，他有着更为现代和新潮的*观念和人性理解。他理解着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对十多年所追求并冰清玉洁的唐韵的背叛，发掘着其人性――男人性的合理因素；也理解着夏九九、麦子、鲁冰冰这些青年女性对自己人生路径选择的无奈和合理，不仅没有从人格上彻底否定她们，而且写出了如麦子这种农家女子内心的圣洁与高贵。站在唐韵这种古典专情的女子和卫道者的角度我们可以批评作者的庸与俗，但是既然连明季士大夫和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都能理解柳如是这样的风尘女子的高贵与脱俗，难道今天的人――不只是文化人就不能理解一些顺时而生的弱女子？对弱者一个“脏”字的蔑视，岂能洗却男权主导的社会的罪恶！

沉沦与救赎不只是一个宗教的命题，还是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由知识者所意识并阐发的古老哲学命题，而在中外圣哲先贤的著作和言论中，它表现得更为深刻和突出，如《道德经》、《离骚》，如《红楼梦》、《浮士德》、《神曲》、《复活》等等。它是人的一种理性精神，是人性和道德良知的自觉，既寄寓了人性的善与恶，又表现为人对现实的无奈与“超越”**。只是在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转折期，它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尖锐，给予为“文化所化之人”所带来的心灵痛苦和灵魂挣扎也更为深刻。“当世界比黑夜都寂静/谁又能比谁更坚强”这是主人公南君子对沉沦者的怜悯，又是对沉沦的自己的自怜。

李星：著名文学评论家，矛盾文学奖评委，原《小说评论》杂志主编，原中国小说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