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却不思悔改，继续抱残守缺。议和手段又被视为医治边患良药，长期依赖之。

第四，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下，主流军事思想的本质就是怀疑、歧视武力因素。因此，主政的文人士大夫集团对国防关注不足，虽然养兵规模巨大，军费开支不堪重负，但完全属于被动应对行为所致。

第五，在宋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及工艺水平显著进步，特别是火药应用于军事的情况下，军事手段发生一定变化，为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社会精英群体集中在文官队伍之中，缺乏对新军事手段的敏感和重视，更没有思考由此可能引发的军事变革，依旧摆脱不了冷兵器时代的传统用兵思维模式。

最后，儒学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学者们汲取佛、道等其他思想养分，纷纷创建自己的学说体系，形成内容饱满的新儒学。但与此鲜明对应的是，兵学却依然徘徊于先秦以来兵家著述的囹圄。宋廷基于自身的需要，曾长期严禁民间流传兵书。宋夏大规模开战后，固然因为战争的刺激，谈兵之风随之颇盛，不过或处于文人空谈泛论之中，或陷于传注之学，亦即经院文牍主义，未能如儒学那样由传注之学向变革理论、方法的探讨深入发展。故注解前人兵书者多，还出现了官方校刊的“武经七书”，但创新思想却少见。不少人还迂腐到为无能的政策作注脚的地步。这种兵学严重滞后的尴尬局面，既是当时主流保守军事思想的产物，反过来又束缚了军事学说的发展与实践。

由于宋朝治国思想中不断加深的偏见，致使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军事学说背离了中国古代兵学的优秀传统，从而对其国防军事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由此两宋虽然经济、文化辉煌一时，但却不免长期被动挨打，先后亡于边患，最终以“积弱”而闻名于史。南宋学者吕祖谦即沉痛地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元人修宋史时则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宋史》卷四九三《蛮夷—&#8226；序》）。

目前，学界对宋代士大夫的政治表现已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士大夫影响力的增强已对皇权产生限制，出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现象1。余英时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认为：“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2但当时士大夫在军事思想上的苍白、无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同样应当引起注意。

朱熹作为南宋的士大夫和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文人政治的弊端进行了批评，指出：“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太祖当时亦无秀才，全无许多闲说。”也提出专一用将的主张。3

1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6期；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三联书店2004年版。

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一”，三联书店2004年版。

3《朱子语类》卷一一0《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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