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华盛顿，发现中国的外交宣传真的很成功。 华盛顿的地铁票上，印着憨厚可爱的熊猫图画。熊猫图画边上，自然配有熊猫的食物竹子。当时我心中一动，就想到了一个中国谜语――熊猫外交，打一字。

熊猫外交――以竹为本――笨。

当然，我绝不是笑话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其实中国政府这些年的外交政策，就获取现实利益方面，总体是很成功的，有一种“大智若愚”的深邃智慧。在华盛顿地铁上，遇到一个比较喜欢聊天的美国人，他对邓老的开放政策和中国的经济成就也非常赞叹。熊猫外交，其实也是邓老开始的。另外，就算熊猫外交的谜底是笨，但只有中国人看得懂，自然是洋人笨了。

不过很多事情不能只看利益。请允许我运用《圣经》知识，对中国文化做一些粗浅的剖析。顺便回答一些我遇到的慕道友的疑问。

（一）《红楼梦》小说

最近略略拜读了一位牧师写的《红楼梦》与基督教关系的书，为其中两个特殊的视角所吸引。一个视角是《红楼梦》的原名是《石头记》，而《圣经》中，常常用石头表达“圣洁”这样一种内涵。《石头记》的名字来源，应该不是来源于《圣经》，而是来源于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的神话传说。

当柳湘莲为了与尤三姐的爱情，向贾宝玉求问的时候。贾宝玉的答案是整个贾府，除了门口那对石狮子，就再也没有干净的了。就这一句话，导致了一场爱情悲剧：尤三姐自杀，柳湘莲出家。这是人性中的真正悲剧。柳湘莲是一个戏子（演武生的），因为抗拒红楼梦中最霸道的“呆霸王”薛蟠的同性之癖，将他揍了一顿。没想到这一义举，反而换起了薛蟠心中的一点良知，得到了他的尊重，也就深得在黑暗污浊中无所盼望的尤三姐的喜爱并托人说姻缘。尤三姐不是那种“冰清玉洁”的人，却是一个敢于追求爱的人。柳湘莲恨恶罪，追求完美本是对的，但他却没有一颗能够同情罪人的心。他拒绝了尤三姐的爱情，让她在绝望中走向了死路。

粗看起来，《红楼梦》完全是神的圣洁的对立。即便如此，在这样一本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也有人并没有泯灭人类的良知。对于没有机会见到神的人，神是按他们的良知审判的。

这其中一个，自然是作家曹雪芹了。有人认为《红楼梦》中的主角贾宝玉的原型就是曹雪芹。但贾宝玉最后出家了，进入了一种“万念俱空”的境界，可以完成他的宿命，回到“虚无飘渺”中去“补天”了。但曹雪芹却没有忘记那些身在红楼梦这样一个“富贵污浊的噩梦”中的可怜的女子们。他将这样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同时也在认真地寻找真相，寻找一种拯救红楼人物的力量。当然，局限于时代，他没有听到福音。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宗教知识也是来源于佛教，于是他将“贾宝玉”表达成了一个深具佛性的人。

但“贾宝玉”是既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以至于曹雪芹还特地安排了一个符合儒家思想的“甄（真）宝玉”。不过，曹雪芹似乎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甄（真）宝玉”的将来，也就是“贾宝玉”的父亲“贾政”而已。

没有人能够代替神行审判。除了神以外，也没有人能知道一个没有机会信神的人，能否真正得救。我个人觉得，曹雪芹作为一个《红楼梦》外的人，或许有得救的机会。因为他在写作《红楼梦》的时候，明显地在追求“真佛”，结果他怅然地发现“真佛”的终局，是“白茫茫大地一场空”。若在一个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代，相信他也会追求真神，并明白向神忏悔并寻求救赎，是红楼人物得救的唯一途径。

红楼梦中另外一个可能得救的人，我想是大家都会笑话的“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嘲笑她。贾母率领一群“娘子军”戏弄刘姥姥，并以此作为一种“行善救济”的方式，来满足自己“老佛爷”似的内心虚荣。“刘姥姥”只是埋头吃饭，并说了一个带有预言性的笑话：“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

尽管《红楼梦》是结束于“元春”逝后贾府的失宠，满清王朝却是结束在“老佛爷”慈禧太后手上的。结束满清王朝的，是刘姥姥这样的，红楼外的人民。

刘姥姥之所以有机会得救，是她行了一件曹雪芹都不甚理解的事情。在《红楼梦》中，罪行最大的女性大概是曾经逼死多条人命的王熙凤了。但刘姥姥却救了王熙凤的女儿巧姐儿。当贾府“众叛亲离”的时候，却是这样一个当初被贾府众人嘲笑的朴实农妇，成就了唯一的拯救之功。

（二）《西游记》

《西游记》显然是一本反映明朝时期中国宗教，并努力地为当时中国最流行的宗教――佛教做宣传的小说。作者的名字很有趣，叫吴承恩。吴者，口天也，中国传统中，将天与上帝等同起来了。承受恩典的意义是很积极的。基督教强调人得救全然来自神的恩典。但中国人又喜欢猜谜语，经常将吴字，按谐音理解为“无”。就像水浒这样一本书，对智慧的评判就是“智多星――吴（无）用”。

《西游记》实际上有三段，第一段是“大闹天宫”，暗示的是起义、造反或现代术语中的“革命”。为了彰显佛家，最后让如来佛的将造反的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

第二段是取经途中的前段行程，当时孙悟空妖性未初，佛性未生，作出了许多错事。这段经历的**，是孙悟空与他自己的影像――六耳猕猴的征战。

我对佛教的研究的确不深，只觉得这里的六耳猕猴，实际上是有佛性前的孙悟空――充满了人的自然性。我们绝不能将其称为妖魔鬼怪。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很悲剧的。佛将六耳猕猴擒住，靠自身努力无法挣脱其本相的孙悟空，一怒之下将其本相打死了。

基督教也有钉死罪身，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复活的说法。但基督教强调的，是钉死属于罪的生命，而非人的自然性。而这一前提，也是人本身就已经陷入在罪中了。

第三段就显得很单薄了。打死本相后的孙悟空，基本上见着妖怪就打个平手，然后就回头找佛祖帮忙。彻底符合了世俗中的求神拜佛的思想。同时，却并没有多一点对生命的珍视，比如第66章中，弥勒让孙悟空钻到妖魔的肚子里，帮助他收了黄眉怪。其他的小妖小魔，则都被一概打死。而且这些妖怪，都是所谓的“山精树怪”。《西游记》不能代表佛学，因为它真的没有佛学的思想，既对生命没有起码的尊重，对自然届中神的造物也没有必要的尊重。不过佛家似乎也不在乎，大家乐得用《西游记》做宣传，却没有高僧出来辨斥一番，真的是很“空”啊。

以前读中国古典的四大名著，最读不下去的，也是《西游记》。我的一个长辈喜欢读，但他抱的心态，是一种“西方神话故事算什么？看看我们中国神话故事有多么丰富生动。”的心态。我不喜欢读，是因为我自己亲自读了西方神话故事（当时并没有读《圣经》），觉得非常精彩，也很吸引人。相对来说，《西游记》的色彩太单调了。世界仿佛是为“妖魔”和“神佛”这两种对立力量设计的。“神佛”高高在上，与“妖魔”打来斗去，没有哪种力量真的关心人。

《西游记》中，有一个原本不很重要的情节，后来却变得众所周知，那就是《西游记》第27章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表面看来，这章中孙悟空打死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中间有两个逻辑疑惑：一是佛祖本身就曾经“以身饲虎”，为什么要让唐僧长一身吃了能得千年正果，却又故意不让人吃的肉呢？这且不是一种刻意的试探和诱惑吗？

基督耶稣曾经说过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这是一种纯粹的象征意义，绝不是让人学习吃人肉喝人血。基督耶稣的话，是指他自身的生命，是喂养人的精神食粮，也是洁净人罪的源泉。愿意领受的人，是得救的人。基督耶稣因为爱人，愿意多多的人们接受福音，更以其生命向人立约，保证每一个真心信他的人得救。

第二个疑惑，才是真正的疑惑，那就是谁看错了。佛家教导人“悟空”，本就是要人将生命看着无意义的骷髅和脓血。所以即使是三个正常人走来，孙悟空也会将他们看成白骨精的。反之，唐僧肉眼凡胎，看到的却是活生生的人。佛家教训中，又喜欢搞什么“当头棒喝”。这三棒子打死的，是真人还是真的“白骨精”呢？

我只记得小时候很熟悉一句诗句，叫“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首诗句最流行的时候，是在那一场空前破坏性的浩劫的时期。

（三）《三国演义》

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从纯粹文学的角度看，都有点虎头蛇尾。然而《红楼梦》的结局虽不能符合很多人的口味，却是很真实的，是一种典型的悲剧文学的结局。《西游记》的烂尾巴，自然是因为作者拜了偶像的原因。《水浒》中征讨方腊等故事是虚构的，代表了作者对梁山好汉的一种深切的同情心，是作者在监狱之中，还希望为那些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找到结局的一种挣扎。虽然是烂尾，却值得敬重和同情。

只有《三国演义》不同。《三国演义》的烂尾，是因为没有什么智慧可以使用了。《三国演义》的智慧，大多都建立在毁败诚实和信用的基础上的。当没有什么诚实和信用可以供我们再毁败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就到了终结。

当司马懿脸皮厚厚地穿起女人的衣服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之星孔明大师也就陨落了。

诸葛亮的最后的智慧，是用来杀自己人。让魏延（威严？）将军立在马上，高喊“谁敢杀我”，再让王平同志在背后给他一刀。

其实三国最悲剧的，还是神医华佗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却被曹操杀害了。华佗的医书留给了狱卒，却被狱卒的妻子烧了。她的道理很简单：“华佗连自身都救不了，他的医书有何用”。

《三国演义》是一本中国人期望在智慧中获救的书。智慧中没有救恩。救恩来自于神的爱。

其实三国中最符合佛家智慧的人，是被大家笑话为“扶不起来的阿斗”的刘禅。在“群雄逐鹿”的社会，一群人聚集起来，将身家性命交托在一个领袖人物的身上，然后在指望着跟随这个人物去闯天下。从神学的观点看，就是一群在死亡权势下的人，将死亡权势集中地放到一个人身上，给他最大的希望、最大的权力、让他有对周围的人生死予夺的能力，并以此形成一个战斗集团。

所以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也”，这就大大地违背了那个社会的“英雄观”，所以招致了千古的嘲笑。

其实刘禅说的是：“让我享受一下真实的人生吧，我不再思念那带着死亡权势的冠冕的领袖人物了。”，这是一种超脱，一种在那种环境下无奈的“空”。其实他这种空，让自己作为笑柄，也保全了其周围的人。这是一种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的真智慧。

有一个妇人为这样的智慧做了牺牲和铺陈。她是在长坂坡一战中，在将刘禅交托给赵云前，用自己的生命做了祭奠的刘禅的母亲。以前看《三国》小说，只看到赵云的英明神武，却不知冥冥中在佑护他的是什么。

刘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心中有一定仁慈之心的英雄。有人说“刘备摔阿斗”是“收买人心”。我们当原谅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得不这样做。其实白帝城的托孤，让刘禅的名字中带一个“禅让”的字，都是一种爱护儿子的苦心。相信他心中一直是纪念刘禅的母亲的，只是我们的文化，以及那个血与火的环境不容得他产生和表达这样的情感罢了。蜀国的英雄们一场轰轰烈烈，最终保全的，是刘禅一家。刘备在长坂坡前，有不舍百姓的义，神也没有亏负他。

（四）《水浒》

从现代文学评论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认为《水浒》的文学性要胜过《红楼梦》。《圣经》中常常用水代表人的魂，类似于现代人说的情绪世界。《水浒》中的水泊梁山，是一个四面环水的险恶所在，而水浒中的人物，都是一群充满了强烈的情绪色彩的人。

《水浒》被翻译到西方后，普通读者最难接受的，是这本书中对生命的漠视。其实，“视人命如草芥”，是那个时代的不幸的特色，也是整个人类的不幸。在梁山泊的英雄们，本身也都是“落草”的英雄。白居易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草民”生命的顽强。《圣经》诗篇第90章中，神人摩西的祈祷，中间也这样一段经文：

你（耶和华神）使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减，因你的忿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诗篇》90:2－6）

摩西传下的这段经文，说的也是人在死亡的权势下，视人生如“草”时，人也自然地活在了神的忿怒之中，有各样的罪随之发动。神用其面光照亮我们的罪恶，在旧约时期靠的是律法，在新约时期靠的是基督耶稣那种舍身的爱。

我以前最喜欢的《水浒》人物，是鲁智深。在鲁智深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施耐庵的宗教精神。他对自己认为性情最完美的人物鲁智深赋予了一种他自己心目中的“真佛性”。说也奇怪，这个施耐庵心中的真佛性的人，却是一个充满了不羁和叛逆的，具有真性情，随时蔑视佛，在佛面前制造各种混乱的人。我个人喜欢鲁智深，一是喜欢他的洒脱，二是喜欢他在五台山醉酒时戏弄那些苦守清规戒律的沙弥们的幽默，三是喜欢他身上那种侠义精神。

《水浒》这部书，一上来就生动地向人展开了鲁智深这样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狭义英雄的形象。当然，鲁智深的义，是有缺点的。一来与他自身的骄傲有关系，他之所以出手，不过是因为孤苦无依的金家父女在酒店哭泣，打搅了他的酒兴。他打死的郑屠，本身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却仰仗他所任职的军事机构而“仗势欺人”的卖肉的商人。在他看来，不过是去教训一条乱咬人的狗而已。他自己之所以惹下大麻烦，主要还是性子急躁，一下出手重了。

很多人认定《水浒》是一本歧视女性的书，现代还有人为了让水浒这样的书，也显示出一点对女性的尊重，要为潘金莲平反，或者使劲地美化孙二娘等角色。其实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在学习《圣经》后，我第一次在《水浒》中看见了一个真的值得人同情和尊重的女性――被鲁智深所救的卖唱女金翠莲。

在《水浒》中，对金翠儿的冤情这样一段描述：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父女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差耻。父女们想起这苦楚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犯了官，望乞恕罪，高抬贵手！”

这个郑厨之恶，是既霸占了金翠莲，还赖他们欠了钱，无中生有地逼他们卖唱还钱。

至于鲁智深呢？他在打郑厨的第一拳时，说出了其内心的话：鲁达（鲁智深的原名）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郑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郑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他处理“郑屠强霸民女、诬赖钱财”一案，虽然是路见不平，却本是他这个廉访使的分内职责。只不过封建社会的罪，不容得真的精细的有道德的人当这廉访使的官，用了他这样一个粗人。他也就只好靠“拳头”廉访了。

有个政治家说，政府犯罪的时候，民众是最可怜的。

等到鲁达落难的时候，是谁救的鲁达呢？是靠姿色攀上了赵大官人（做妾）的金家妇女。金家父女做了这样一些事情：第一，不断提起鲁提辖这个恩人，无形中为随时救鲁提辖并报恩做了准备。第二，在放榜的告示前，在千钧一发之间救下了鲁智深，不怕为此担坐牢的风险。第三，赵员外听见其情妇与鲁智深“吃酒”时，领了庄丁前来打人，金家父女也不怕担当这样的忌讳。后来鲁智深去五台山出家，找了麻烦，高僧主持全都推到赵员外身上，背后自然是金家父女在委屈承担。这样的帮助支持，一直持续到鲁智深到相国寺当管菜园子的头目。他们这样的报恩之义，与鲁智深的义相回应，大概也深深地影响了鲁智深的心，使得他一生中没有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直至得到了佛家的某一极高的“圆寂”境界。

这个被施耐庵隐藏在文字缝中的小女子，是四大名著中，最值得尊重的女性之一。这样的女性，虽然没有机会接触福音，但她的报恩之心，竟然也起到了一定的救赎之功。

繁体中文的义字，是羔羊覆我的?，代表了最早的宗教活动的痕迹。

《水浒》是一本追求义的书。说来也奇怪，《水浒》的整体脉络，似乎也符合《圣经》的神学观点。水浒有三段，第一段，造反；第二段，从造反的“聚义”，到追寻“替天行道”的“忠义”，可以说这是一种悔改的行为。第三段，被朝廷招安并为朝廷征战，真的在实现自己的“替天行道”思想。当然，《水浒》最后以悲剧结束，及时雨宋江（送到江中去了），智多星吴用（一切智慧都是空虚的）。但中国人忘记不了《水浒》。

那么《水浒》的“替天行道”真正错在什么地方呢？不是那些英雄的错，而是我们整个中国人神学观的错。

因为我们将神与天等同了。

中国人说“天”，更多地是指的自然和命运。但自然不过是神的造物而已，在神给人自由意志后，而人又犯罪堕落以后，命运不过是人类在死亡的权势下，在罪的泥潭中的一种挣扎的轨迹。

道家略微少了点欣赏大自然的美的感恩心态，多了点为人的命运悲苦的心。所以道家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们的文学中，期待着从“天”上找到出路。现代的自然科学中，也一直期待对自然的研究，会给我们找到指导生命的亮光。

但宇宙天地本身只是神的造物，是由自然规律控制的一个物质世界。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物质世界既没有无穷大，也没有无穷小，但控制物质世界的规则，却必须有无穷大、无穷小描述。这就好像《约翰福音》中，描述基督耶稣的话，“万物都是籍着他造的”。

科学家只要放弃自身的骄傲，其实是很容易认识神的。我们有时候看见自己的各种发明创造，某些特色上超越了自然的创造，我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发明创造，且不是因为自然规律本来就支持它们吗？我们能造出计算机和网络，且不是自然规律本身就支持我们造出计算机和网络吗？

这就像一个玩乐高游戏的小孩子，不管他的乐高游戏能创造出再多再好的内容，他不也要先感激发明乐高游戏的人，制造乐高游戏的人，和为他买乐高游戏的父母吗？

至于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呢？首先把“天”当作上帝的人，很容易接受“物质第一”的观点。把“命运”当作上帝的人，很容易接受各种“英雄”观。

然而本质的区别，却是我们会将我们认为的最好的礼物――死亡的权势，送给我们最崇拜的人。有时候我们甚至将这种崇拜当作了爱。

于是我们制造了一种叫“真龙天子”的人物，将全中国人的死亡权势堆到这样的人物的头上。然后拜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并在他的各种罪和**中，过一种被奴役的人生。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真实写照。

现在这种拜偶像的行为还在不断地进行。家中有小皇帝，工作中有官皇帝，地方有土皇帝……

在一个神的国度里，我们能看到的，却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景象。每一个人都因为神的光照，在追求以某种形式活出神的形象。这神的形象通过基督耶稣这个勇敢地宣称自己的“神子”的人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当相信他是真实的神子。

回到一开始的题目。我说以竹为本，是想回答最近中国媒体里面出现的一个命题：“我们搞的是以人为本，西方文化是以神为本”。哇，很吸引观众，大家鼓掌。

其实，“以人为本”的思路，是一种正确的社会实践，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人的生命，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人的社会性等等。

但我们却将这样一种社会实践，提高到了一种挑战和否定神的高度了。

我们错了。经历那个特殊时期后，中国人开始对上纲上线有所警觉，尽量地想搞实用主义，避免上纲上线地看问题和解决问题。然而我们却忘了，在我们对具体事情上纲上线之前，我们先在原则问题上上纲上线了。换句话说，就像西方社会将“进化论”用于指导社会实践，造成巨大错误一样，我们将一些社会实践中的内容，上升到了与神同等的地位。

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捧上神坛的，是一个领袖。

现在我们捧上神坛的，是“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人道主义精神绝对是好的。

但上升到神学的高度时，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神本就是万福之源，万物之本。西方社会是追随神（现在做得越来越不好了），即使理解为“以神为本”，也是一种谦卑的对真理的承认和感知。

至于“以人为本”呢？因为神才是本，我们且不是又在搞那一套“以人为神”的拜各种偶像的活动了吗？

有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大家送了他一件衣服，为他鼓掌。他又做了一件好事，大家送了他一条裤子。后来大家送了他各色的东西，像头盔、铠甲、战靴、战袍等等…

直到他全副武装，气昂昂地骑在战马上。这时候众人的眼光，对他充满了爱戴和崇敬…

当然，有人悄悄地在躲开他了，天地也似乎为他的荣耀失去了颜色。人们忘记了这个世界的有限，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好事”后面，堆积着巨大的代价。人们的耳朵聋了，眼睛瞎了，听不见旷野中的哭泣，和那泥地里血污中发出的声音。

这个人骑在马上，举起长矛，对准了天地。

他说出的话我不敢重复，因为样的话，带着死亡的力量。

在他的矛尖上，聚集了整个世界的死亡权势。这权势轻易地压垮了他，和他胯下的战马。

这是“以人为神”的悲剧。有时候，“以竹为本”的笨，也比这“以人为神”的聪明强很多。当然，这世界上真正的“大智若愚”，是基督耶稣的上十字架。神的笨拙，胜过了人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