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市易机构则有市易务或市易司，从今存记载看，其名称似并不一致。其设置地点见于记载者，则有杭州、熙州、①通远军、②楚州、广州、③秦州、永兴军、凤翔府、润州、越州、真州、大名府、安肃军、瀛州、沧州、定州、真定府、④郓州、河南府、⑤邢州、⑥凤州、河州、岷州、⑦福州、⑧兰州、⑨密州板桥镇、⑩黔州、⑾常州、⑿苏州、⒀德州⒁等。从今存记载看，尚有“提举熙河路市易司”、⒂“秦凤路市易司”、⒃“提举两浙市易司”⒄等机构，其中“两浙提举市易”，即是“杭州市易务”⒅。这表明至少部分路设有路一级的市易司，又兼本路中心城市或重要城市的市易务。以上设市易司和市易务的地点统计，当然是很不完整的。按宋神宗元丰时“条敕”规定：“诸路各量闲要州县兴置市易抵当，僻小县分不可兴置处不置。”宋哲宗初，户部状称，“看详上件指挥，止云僻小县分不置，即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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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食货37之17。

②《宋会要》食货37之18。

③《宋会要》食货37之19。

④《宋会要》食货37之22，55之38。

⑤《宋会要》食货37之23。

⑥《宋会要》食货37之27。

⑦《宋会要》食货37之28。

⑧《说郛》卷94《厚德录》。

⑨《宋会要》职官44之44。

⑩《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癸酉，卷280熙宁十年二月丙戌。

⑾《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庚午。

⑿《北山小集》卷19《常州新修市易务壁记》。

⒀《宋会要》食货37之34。

⒁《宋史》卷351《赵挺之传》：‘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当地应设市易务。

⒂《宋会要》职官43之49。

⒃《宋会要》职官43之50。

⒄《宋会要》职官27之39～40。

⒅《宋会要》职官27之39，《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己卯。

其间亦有僻小州郡，及虽不系僻小，却别无出产物货，不系商贾买卖去处，须当一例兴置”。建议将“内有闲僻，或不产货物，不系商贾买卖，委实不销兴置去处”，“看详废罢”①。接着，宋廷又决定：“其州县市易及馀处抵当，一切可皆省罢。”李寿解释说：“抵当元不罢，但罢市易耳。”②由此可见，在熙丰时代，各州和各县设置市易机构，确是相当普遍的。

在市易司和市易务中，也同样使用商人。按宋朝官制，官场中以科举出身为荣，商人入仕有很多限制，但市易机构中的低等官员，仍任用商人。王安石说：“市易务勾当官乃取贾人为之，固为其所事烦细故也，岂可责市易务勾当官不为大人之事。”③

按市易法最初规定，“在京置市易务，监官二员，提举官一员，勾当公事官一员，以地产为抵，官贷之钱，货之滞于民者，为平价以收之，一年出息二分，皆取其愿”。“许召在京诸行铺户、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它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为一保”④。此类私商进入市易机构后，其身份已发生微妙变化，事实上成为官商或官府商业机构之代理人。

监市易务上界的刘佐一再被升官嘉奖。⑤后刘佐“在市易司坐法衙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买卖次第，比较所收息，大不及佐”，“提举市易司举刘佐”，韩绛说：“小人喻于利，不可用。”王安石大不以为然，说：“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⑥此后，又有记载说：

“前市易务监官刘佐负市易钱十八万缗，乞籍本家日入屋租偿官，限二年，输纳不足，物产没官，又不足，责保人代输。”①由此看来，刘佐是大商人，又在城市中拥有巨额房产，他“负市易钱十八万缗”，乃是经商的亏蚀。

宋神宗说：“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王安石说：“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也。”②又“市易司指使冯崇与北人卖买，不依资次”，他原是“一百姓牙人耳”③。这些都是任用商人的实例。孙升称市易法“引用兼并之徒，杜绝商贾之利”④，即是指此。

当然，无论是汉代，或是宋代，都以乡村农业作为经济主体，王莽的五均和王安石的市易法实施范围限于城市商业，都不可能对乡村经济有重大影响。

三、官府商业：《盐铁论·本议第一》载桑弘羊之说：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日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其实，商贾无所牟利，故曰平准。

均输和平准都有官府商业的性质。《史记》卷30《平准书》也载：

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设均输和平准的基本经济思想，就是前述所谓“建本抑末”。“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将其资产转移于农业。另一方面，国家则攫夺了原归商人的工商业利润。尽管汉武帝时，财政支出大增，其结果仍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①。但官府工商业也不可能不产生相当多的弊端，故引起《盐铁论》所载桑弘羊和儒生辈之争论。

王莽的措施其实与汉武帝时的措施相似。据《汉书》卷24下《食货志》说：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毂、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印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氐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①《史记》卷30《平准书》。

但由于币制的混乱，加之充当五均官的富商，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甾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臧不实，百姓俞病”①。“市官收贱卖贵”，盘剥百姓。②

经商无非是为了赢利，私商中的大商贾固然有“较固取利”，即获得垄断性商业利润的情况。但是，官府经商，更可动用行政手段，以达“较固取利”的目的，这自然比私商更坏。梁庚尧教授在《市易法述》中，用较大篇幅详述在“物资的收购与转贩”过程中，市易机构如何为攫取商业赢利，而插手茶、盐、和籴粮草等贸易，他说：“市易司与其他市易机构对于各项物资的收购或转贩，清楚的显示出市易经营以财利为优先的目标。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市易机构不惜自为兼并，垄断市场，造成生产者的损失与消费者负担的增加，为民生带来困扰。”《元丰类稿》卷42《都官员外郎曾君(谊)墓志铭》载：

楚饥，四方之船粟至者，市易吏定取价贱，予价贵，计其赢，取于民，而粟未尝出纳也。贩者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技者锢于官，禁不得私鬻，市里骚然。

利用饥荒而垄断米的贸易，贱买贵卖，这与私人奸商所为并无二致。再以酒为例，《西台集》卷16《起居郎毕公夷仲行状》说：

提举市易司岁榷民糯米为赢，凡商贾之至者，官尽榷买之，而益其价，以售酒户。酒户售米多陈且贵，酤益不行，遂废其坊，而三司岁课大耗，惟市易得私其赢以为功。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每年卖麴180万斤，每斤200文。因酒户欠官府的钱，其中包括市易务50馀万贯白糟糯米钱，后改为年卖麯150万斤，每斤250文，“犹不免逋欠”。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定为每年卖麯120万斤，即比原额减三分之一，每斤250文，即比原价高四分之一。①故文彦博抨击市易法说：

今乃官作贾区，公取牙利，古所谓理财正辞者，岂若是之琐屑乎?《周官》泉府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故价，亦不如是之规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于市，搢绅清议，众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论所非者乎?斯乃垄断之事，孟轲耻之，臣亦耻之。②

所谓“垄断之事”，确是点破了官府商业的要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