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都督华雄引五万铁骑，来寨前大骂搦战。袁绍聚众诸侯商议，说道：“谁敢去迎战华雄？”帐上众人各怀心事，一时竟无人应答。袁绍看看袁术，袁术本是个虏滑之辈，眼神急忙闪烁开去，心道：“我可不去出这个风头。”袁绍又看看公孙瓒，只见那公孙瓒靠在椅子上眯着双眼歪着脑袋却在装睡。袁绍心中冷冷说道：“哼！这帮家伙都想让别人送死，自己拣现成便宜！哼哼，你们不去，我也不去！”当下他坐了下来，眼望天空，静待其变。这时诸侯们的种种百态形状，正惹恼了袁术身后的一员骁将俞涉，只见他挺身而出，说道：“小将愿往！”袁绍大喜，当即令俞涉出战，不多时，探马来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个回合，被华雄斩于马下。众人大惊。袁术心道：“活该！我都没说话，你逞什么能耐！”这时坐上一位诸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正是太守韩馥，听他说道：“我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袁绍急忙令潘凤出战。潘凤披盔上马，手提大斧上阵而去。

在小说中，上将潘凤最后当然也被华雄所斩杀，不过韩馥却成为当时坐上唯一一个主动请缨，令手下出战的诸侯。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做过御史中丞，董卓掌权的时候举为冀州牧。可能大家要问怎么前面说韩馥是太守，而这里又说他是州牧呢？小说中十八路诸侯的列表中韩馥是冀州刺史，与冀州牧大体相当没什么不同，而在斩华雄的这一段却变成了太守韩馥？即便是罗贯中疏忽大意了，难道后世那么多评改过《三国演义》的名流大家们都没发现吗？其实，这正是罗贯中有意而为之的点睛之笔，他正是想要以这样的矛盾，来引起读者的注意，去深挖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韩馥作为一个州牧，又是号称九州之首的冀州的州牧，当时的冀州民殷而国富，兵粮优足，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按常理来讲他绝不可能会成为三国之始的龙套角色。可是世上的事就是这么的没有道理，偏偏就是这个韩馥却成为了三国群雄争霸的垫脚石。

当时袁绍由于公然反对董卓废立皇帝，而逃离了京城。可能是由于韩馥是袁门故吏的原因吧，袁绍逃到了韩馥这里。原本两个人应该是相安无事的，可是董卓由于顾忌袁门四世三公的身份背景，而接受了周毖伍琼的建议，拜袁绍做了渤海太守，试图以此来安抚袁绍。这一下可是给韩馥出了个大难题。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袁绍“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可谓是一呼百应。把这么一个重量级大人物放出去，韩馥的心理上总还是不安的，于是韩馥“见人情归绍，忌其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使得袁绍“不得动摇”。说白了这其实是将袁绍软禁了起来。韩馥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明智的，而且最终会招致来袁绍的嫉恨。可是韩馥很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一直到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传于各个州郡，倡议讨伐董卓的时候，韩馥才终于解除了对袁绍的软禁。不过，他虽然解除了对袁绍的软禁让他回到渤海，却依然不放心，“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总是克扣袁绍的军粮，想要使袁绍的部队自己离散。

“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年），绍遂以勃海起兵，与从弟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帽、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伷屯颍川，馥屯邺城，余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这既是小说里非常著名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韩馥其实是很不愿意袁绍做盟主的，他跑去问他的幕僚谋士们，袁绍和董卓两个就要打起来了“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我们应该帮谁呢？有一个叫做刘子惠的正色勃然说道“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我们兴兵是为了国家！哪里是为了什么袁绍董卓啊！韩馥羞愧不已。不过这个刘子惠其实也没安着什么好心，因为他马上给韩馥出了个主意，说道：“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於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刘子惠所说的“发动者”，应该就是袁绍了。韩馥果然就去附和了袁绍，他还给袁绍写信“道卓之恶，听其举兵。”

俗语说“枪打出头鸟”，这话是没错。可要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机。当时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天下即将大乱，而作为九州之首的冀州州牧，号称是“带甲百万，谷支十年”，你不去抢占先机争霸一番也就罢了，还要继续玩中庸之道的政治把戏，岂不是自取其祸吗！果然他的做法激起一些诸侯的不满，兖州刺史刘岱就曾经在一封信中写到“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当韩馥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害怕，埋怨刘子惠给自己出了个馊主意，要杀了刘子惠，幸亏是另外几个韩馥的谋士以死求情，刘子惠才幸免于难，被罢职撵走。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让韩馥吸取教训，反而让他更加积极的去和袁绍“搞事情”。他们两个继续搞到一块，搞出了一个拥立燕州牧刘虞为帝的事情。这件事激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对，曹操就曾经说道“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就连公孙瓒都要举兵来攻打韩馥和袁绍。刘虞自己也在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害怕了，说什么也不肯同意称帝。可是袁绍和韩馥不肯罢休，最后逼得刘虞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计划逃跑到匈奴那里去，把自己藏起来。袁绍和韩馥这才终止了这一计划。

韩馥就这样跟着袁绍一路搞下来，一事无成不说，自己却被搞成了众矢之的。初平二年，韩馥的部将麴义反叛韩馥“馥与战失利”。紧接着着就发生了小说中的精彩一幕。

袁绍的谋士逢纪对袁绍说道：“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果不其然，公孙瓒接到袁绍的书信，就外托讨伐董卓为名进兵冀州，并且在安平将韩馥的军队打败。韩馥害怕了，就在他无所适从的时候，陈留的高干，颍川的荀谌郭图辛评等人跑来给韩馥出谋划策。荀谌就是荀彧的弟弟，他对韩馥说道“公孙瓒将燕、代之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其锋不可当。袁车骑(袁绍)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然后又指出了韩馥在“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临危吐决智勇过人”，“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三个方面不如袁绍的事实。以此规劝韩馥“当今之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必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太山也。愿勿有疑。”韩馥“因然其计”。

好一句“愿勿有疑”好一个“因然其计”，这些个韩馥的同乡看来应该是深得韩馥信任的，可正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富贵荣华，将韩馥的未来生死抛之余脑后。韩馥正是被他们忽悠了。正如《卖拐》小品系列中的范伟，他先是被刘子惠忽悠着跟随袁绍去搞事情，拄上了拐，又被忽悠着让出了冀州给袁绍，自己却坐上了轮椅，而剩下的就是等着上担架了。

韩馥让自己的儿子将冀州的印绶给袁绍送去，而自己则搬进了已故中常侍赵忠的房子里。袁绍遂领冀州牧，封韩馥做了一个空头的奋威将军。而那些韩馥当政时，所不得志的人纷纷被袁绍启用，比如魏郡的审配，钜鹿的田丰，比如反叛韩馥的麴义，还有河内的朱汉。尤其是这个朱汉，曾经被韩馥轻视侮辱，以此生怨，不知他果真是为了讨好迎合袁绍，还是在袁绍的默许之下，“擅发城郭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韩馥逃到楼上，儿子却被朱汉抓住捶断双脚。而袁绍赶到后将朱汉就地正法，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杀人灭口。

在这一场大难之后，任谁也是不敢在冀州居住了。犹忧恐怖的韩馥向袁绍请辞索去，投奔到陈留太守张邈那里。可是韩馥的厄运还没有完，这个担架也是躺不消停的。

一天，袁绍的使者来拜见张邈，与张邈不知道商议什么，还耳语了几句。当时韩馥正在坐上，他恐惧不安，以为是要谋害自己。起身入厕的时候，终于精神崩溃，以书刀自杀。所谓书刀，就是在竹简上刻字的刀子。想来韩馥在投奔张邈以后，是打算著书立说了吧！所以身边才会带着刻书用的刀子。可是选择在厕所自杀，却是失了一方诸侯的威仪，可见其精神崩溃的程度了。即便是活着也只是行尸走肉一般了吧！

其实在韩馥的手下也不是没有真正忠心耿耿的臣属。当听说韩馥要交出冀州的时候，从事赵浮、程奂急忙引军连夜驰还，返回邺城，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袁绍屯兵在朝歌清水地方“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馀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见到韩馥后，赵浮等说道“袁本初军无头粮，各已离散，虽有张杨、于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阁高枕，何忧何惧！”可是韩馥不听。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闻而谏曰：“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可是韩馥却说“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韩馥这段话说的可谓是冠冕堂皇，好听好看，但是却掩盖不了他生性懦弱的性格缺陷。在历史记载中，每一次遇到关键时刻，都会看到关于韩馥的“恐”“怖”“疑”“惧”的记载“恐将图己”“馥意犹深疑”“馥闻必骇惧”“馥惧乃曰”“馥自怀猜惧”“馥犹忧怖”。甚至韩馥最后的死，都可以说是他自己吓死了自己。可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惧怕活着呢！

韩馥，以稽首之重，占天时得地利，却不能争衡天下，最后落得个“如厕自杀”的下场，一方面是他被拥护袁绍的这帮所谓幕僚架空忽悠，而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素性恇怯”的性格。他在恐惧中活着，也在恐惧中死亡。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没错的。但每一种性格都有他特有的优势，而韩馥正是不懂得去发挥这种优势，他总是人云亦云，自己却无法分辨利害关系，而当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自己的时候，帮着“数钱”还报以了最最坚定的，微笑。

小a斯蒂芬写于201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