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江都行宫。

杨广把自己封闭在这座行宫里已经将近两年时间了。

这两年的时间里，他除了与宠姬近臣们在一起传筹宴饮，击节欢歌外，便是一个人在宫内踽踽独行着看那些永远也看不尽的远山近水。在旁人的眼中，他的生活应该是无比地休闲安适，可是他自己知道他并不快乐，而且自从两年前他从洛阳躲到这里来时他就知道自己这一生恐怕都不会快乐了。他这次来到江都，名义上依然是巡幸江南，可是，事实上他只是逃避罢了，逃避发生在中原地区的那些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叛乱。他毕竟是大隋朝的天子，尽管他躲在这繁华似锦的江都城里，可是每当想到自己的国土上仍在不断有人起兵反对自己时，他如何还能快乐得起来！

近来的形势似乎越来越糟了，李密率领的瓦岗军已经攻陷了洛阳附近的洛口仓，而与杨广有着表兄弟关系的太原留守李渊甚至还攻进了国都长安，在立了自己的孙子做皇帝之后把把他奉为了太上皇，这是明摆着要逼他退位。

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似乎应该回去了，可是回去怎样？不回去又怎样？有人说回去后凭借着他的帝王之威可以将所有的叛乱一举荡平！可这可能吗？在他三次攻打高丽国失败之后，在他被年轻的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关，依靠着各路勤王兵赶来才获救之后，他的帝王之威到底还有多大的号召力？如果他真得有极强的号召力，两年前他又何必躲到这江都城来！

最近还有更糟糕的消息，外面一直在风传着他手下的御林亲军——骁果军里有人也在谋划着叛乱，原因是骁果军士大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家心切，都不愿待在江都，而做为皇帝的他却迟迟没有回去的意思。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烦，为这事他已经杀了好几个向自己报告这个消息的人了。他当然知道那些报信的人是为他好，可是他不高兴，他不高兴为什么自己得到的总是些坏消息。

有时候他在想他是不是已经疯了。有一天他一边照镜子，一边对自己的皇后说了一句很神经智的话：“这么好的头颈，会是谁来砍呢！”这句话直把皇后吓得花容失色。可是他又知道自己没有疯，而且也不会疯，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单纯而且执着于某些事的聪明人才会发疯。他自然很聪明，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以聪颖过人而闻名，也正是因为他聪明，所以他才能想到如何巧妙地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谦恭、勤俭且不好声色的孝子形象而博得父母的喜爱，进而取得了这个本不属于他的皇帝宝座。但他并不单纯，他有着太多的欲望。他喜好美女，所以他博采天下女子以充斥后宫；他喜欢游乐，所以他派人开凿大运河，建造大龙舟，然后可以从洛阳直达江都；他好大喜功，所以他不顾天怒人怨而三度征伐远在辽东且毫无战略意义的高丽国。

行宫的位置选得很好，从这里可以尽览一江南北的美丽风光，但这只会增加杨广的烦恼，因为这会使已经50岁的杨广想起他年轻时的风光岁月。那是公元589年，那一年杨广被任命为大隋朝的平南行军元帅，在高颍、贺若弼、韩擒虎、杨素等几位大臣的辅佐下，统领着50万隋军进军江南。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势如破竹，很快就渡过长江，消灭了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朝。从此之后，自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以来，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前后达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江南江北重新获得了统一。那一年，杨广年仅20岁。

三十年的时光于不知不觉中消磨殆尽。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风光仿佛如旧，但时局却已迥然不同。三十年前，杨广平定江南，统一南北，可谓少年得意，挥斥方遒；三十年后，北方已是豪杰蜂起，异帜遍地，而他故地重游，却是坐困江都。当年辅佐他平定江南的高颍、贺若弼已经因为向他进谏而被他杀掉了，而当年的50万隋军精锐也不知已魂归何处，现在似乎只剩了他一个孤零零的皇帝在无限怅惘地思量着如何打理这破碎的山河。

同年三月，就在杨广对整个时局无计可施，困身江都行宫的时候，骁果军——这支当年杨广亲自设立的御林亲军果然发动了叛乱，而叛军的为首者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等都是平素极为杨广所宠信的人。叛乱士兵冲入了杨广的行宫，责之以穷兵黩兵，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相信奸邪，拒绝忠言等罪名后将他用巾带缢杀而死。

困守孤城，患得患失的杨广死了，强盛一时的大隋王朝也走到了尽头。杨广生前既然选择了逃避这场他无法收拾的战乱，死后自然更无从去了解时局的发展。临死前的杨广也许会想到这场战乱仍会继续，但他不会想到，就在他死的这一年，在原属于他大隋朝国都的长安城里，却又有一位少年人开始在变乱的时局里展现出了峥嵘头角。就象当年20岁的杨广代父平定江南一样，这位少年人负起了统领大军，为他的父皇扫平天下的重任，而这个少年人这时也只有20岁。他就是后来大唐王朝的重要奠基者兼第二代帝王——唐太宗李世民。如果有人说隋炀帝杨广与唐太宗李世民有很多想似的地方，那这个人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隋炀帝是个亡国之君，他一生荒淫奢侈，葬送了曾经十分强大的大隋王朝；而唐太宗却是位英明君主，他励精图治，最终开创了辉煌灿烂的“大唐盛世”。这样的两个人怎么可能相似呢？

然而如果我们不只是局限在这些“盖棺论定”的评语上，而是把目光放得更为宽远一些，去看一下他们的出身、他们的地位以及他们自身的一些特点和曾经的一些经历，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两人确实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从他们的出身来看，杨广与李世民都是世家子弟。杨广的祖父杨忠与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都是北朝时代北周朝廷中的功臣，后来他们又都随着他们的父亲这一代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后成为了显贵的王子，并进而成为他们的强大王朝的第二代君主。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谁也不比谁更尊贵，尽管杨、李两家在开创帝业方面还是有先有后的。

其次，就他们本人来说，杨广与李世民还都是文学修养很深的人。他们都有很多诗作传世。诗以言志，从他们的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与帝王气魄来看，杨广也一点不输与李世民，例如杨广在《白马篇》中曾这样写道“轮台受降虏，高阙翦名王。射熊入飞观，校猎下长杨。”短短二十个字，却充分展示了睥睨恢宏的王者之气。

再者，青年时代的杨广与李世民都曾辅助他们各自的父亲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前面提到过，在公元589的时候，年仅20岁的杨广就以大隋朝行军元帅的名义，率领着50万隋军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了长江天堑，平定了江南，完成了隋朝江山的一统。

而李世民也大约是在20岁左右协助其父在太原起兵，挥军进入长安。其后，李世民更是多次亲领大军平定了国内的各路农民起义军与割据各地的大小军阀，最终完成了唐朝的江山一统。

另外，面对边缰异族侵扰，杨广与李世民都曾积极反击，有时候甚至还亲自带兵出征。如杨广继他父亲杨坚之后继续同突厥作战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最后迫使突厥的启民可汗入朝拜见。为了抗击吐谷浑的入侵，杨广还曾亲自出巡陇右与吐谷浑军队作战，他从临津关渡黄河，大败吐谷浑并追击其国王伏允直到今天的青海、河西走廊一带。杨广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到达过西北最远地区的中国皇帝。而李世民自便桥会盟喝退突厥人后，更是多次反击突厥等异族的入侵，维护了边疆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

当然，还有就是他们最初都不是太子，并不具有皇位继承人的合法地位，他们都是通过发动政变，杀掉他们的嫡亲兄长后才成为一代帝王。

由此可见，他们两人的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可是这两个在很多方面都相像的帝王后来却分别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一个成为了遭受世人唾骂的亡国之君，另一个却成为了后世人人敬仰的英明君主。

俗话说有因必有果，反过来说，这世上任何一种结果也总会有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尽管杨广与李世民两人有着诸多相像的地方，但他们仍有着许多的不同，尤其是在他们以各自的帝王身份对自己的王朝进行治理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施行的措施方面，而也正是这些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结果。

杨广与李世民在治国方案上的不同，主要是体现在用人与纳谏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也正是自古以来为君治国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在帝国时代，国君的用人取向关涉到整个国家管理集体的组成和建设问题，是保证国家获得合理性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而国君对纳谏的态度则是保证言论之路得以畅通的关键所在，只有言论畅通了，整个国家才能在集思广益而非君主一意孤行的状态下获得发展。在这两个方面，杨广与李世民的表现非但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在这两个方面，因为杨广自身的一些特点，隋朝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杨广是极有才学的。李世民曾经在读了杨广的一些诗文后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读《隋炀帝集》，发现他的文章用词深奥渊博，而且也知道称赞尧和虞舜，指斥夏桀和商纣，可是他做事为什么却相反呢？”

李世民这句话既肯定了杨广的才华，也指出了杨广为人与为才的一种偏差。杨广有文才是不错，在他的传世作品中，不仅有雄浑大气的王者篇章，也有柔宛幽雅的山水之作，如他曾做有一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极见文采风流，颇受后人称道。但同时他又是极为自负的一个人，他因恃才自负竟致看不起普天下的士子。有一次他曾骄傲地对身边的侍臣们说道：“天下人都说我是继承了先皇的功业才领有四海之地，可是假设让我与满朝的士大夫们以才学高下进行选拔，我也应当成为天子！”

文人相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老传统，单是做为一个文人来说，杨广这点恃才自负本来也不算什么，可偏偏他不仅仅是一个文人，他还是一位皇帝，一位领有四海，权倾天下的皇帝。当他的自负加上他的权力，就注定要加重他的恃才自负所具有的影响力度。

首先，杨广因其自视甚高而看不起他手下的众多大臣，既然看都看不起，自然就更无法看到每位臣子的能力，也就更不可能做到所谓的选拔人才、量才适用了，所以杨广的恃才自负阻碍了国家人才的选用，影响了国家管理集团的合理建设与发展。

另外，杨广还因恃才自负而对他身边的一些有才华的臣子心生嫉妒以致滥用权力。杨广一朝曾有两个极负文名的才子，一个叫薛道衡，一个叫王胄。这两人后来都因得罪杨广而被杀掉了。他们得罪的缘由可能不止一端，但他们两人的才华却绝对是其中一项。杨广在杀掉薛道衡后曾恨恨地说了一句：“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这类的句子吗！”“空梁落燕泥”一句诗出自薛道衡的名作《昔昔盐》，因其在描写室内的冷落景象方面十分熨贴传神而被传为一时佳句。从杨广在薛道衡死后所说得这句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杨广对于作者才华的嫉妒。王胄的遭遇与薛道衡相同，他在一首诗中写有“庭草无人随意绿”一句，结果也受到了杨广的嫉妒，于是王胄也被处死了。杨广在王胄死后也幸灾乐祸般地说了一句：“这回看你还能写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句子来吗！”

杨广这种恃才自负的性格和这种猜忌臣下的心态使他根本无法采取一种合理的用人制度，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大隋朝的人才选拔。但这还只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杨广的恃才自负还使得他听不进臣子们的不同意见去，这就使他又成了一位拒不纳谏的皇帝。杨广自己毫不避讳他的这一特点，他曾经亲口说过：“我天性就不喜欢别人向我进谏。”

不但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别人进谏，杨广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多次对向他进言劝谏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如在公元616年，杨广决定第三次去江都时，他收到了建节尉任宗的一封劝谏书。杨广阅后很生气，他让人把任宗叫来，然后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将任宗杖杀在了朝堂之上。但任宗的被杀并没有吓倒所有的臣子，很快又有奉信郎崔民象再次上表劝谏，以天下盗贼纷起的时候皇上不宜离开国都为由，极力反对杨广南行。杨广知道后更为生气，后果当然也就更为严重，他先是让人用刀子把崔民象的两腮和嘴巴一起削掉，然后又斩杀于殿堂之外。

杨广一朝，像任宗、崔民象这样因直言进谏而受到杨广打击的人还有很多，甚至包括那些声名卓著的名将勋臣。当年在辅佐年轻的杨广平定江南的战役中起过很大作用的高颖、贺若弼两位大臣的最终被杀，也与两人克尽臣道，直言进谏有关。如喜好声色的杨广曾下令收集北齐、北周两朝一些散落各地的乐曲，对此高颖表示反对，甚至还说了些音乐使皇帝亡国一类的话；还有一次杨广搞排场热烈迎接来自突厥的启民可汗，接待规模很大，花费也很大，对此高颖、贺若弼等都提出了反对意见，这自然是大大扫了杨广的面子，后来杨广到底是找借口把这两个总是说些逆耳忠言的功臣杀掉了。

在杨广对进谏者的不断地打击而且手段极为残忍的情况下，许多臣子开始闭口不言了，或者从此只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谁也不肯再对这位帝王有一丝一毫地违逆了。这或许正是杨广的目的，最后他的目的达到了，可大隋朝的天下也一步步滑入了深渊。

在一个嫉贤妒能且听不得半句谏言的皇帝那里，直言敢谏的忠臣既然闭了口，那么围绕在他身边的便只是些佞臣了。佞臣总是顺着皇帝的意思去说去做，自然不会有拂逆圣意的情况出现，所以自古以来那些不好听人劝谏的皇帝总是会和佞臣们建立起很融洽的关系，但这种融洽却是一种要命的融洽，因为人总会有犯错的时候，皇帝也是如此，皇帝犯了错而没人指出并给予纠正，那结果只能是任由这种错误继续发展下去，直至产生更大的错误，甚至是致命的错误。杨广所宠信的佞臣里以虞世基、杨素、宇文述最为有名。

虞世基是杨广一朝里较少的以才学闻名于世而同时被杨广信任而重用的。在对待虞世基的态度上，杨广并没有表现出他恃才自负，嫉贤妒能的一面，这似乎有些奇怪，其实不然，因为虞世基虽然博学多才，但同时他作为臣子又总是顺着杨广的意思来做事的，对于一个很有才学但很听自己话的人，杨广是没有理由不喜欢的。

说虞世基是佞臣，可能有点过分，因为虞世基最初也曾提出过一些合理的建议，有时甚至是直言规劝，但是当他的很多建议并没有被杨广真正实行后，特别是当看到杨广诛杀了很多直言进谏的大臣后，他从此一反常态，开始变得对杨广唯唯诺诺起来。可以说，虞世基本来并非一个佞臣，他是后来在杨广拒不纳谏的态度下转变为佞臣的，而这一点，堪称是杨广时代在用人上的最大悲哀。

杨广在避祸江都后，隋军在中原战场上连连失利的消息仍是不断传来。虞世基这时参掌朝廷机要，事事先闻，他知道杨广最不喜欢听到这些糟糕的消息，所以他每次都是将外地送来的关于军事失利的表章修改一番再上报给杨广，以免杨广听到这些坏消息后大发雷霆以至罪及自己。虞世基的这种做法，使得杨广在很长时间里并不能真实地了解外界的情况。

李密率领的瓦岗军攻陷洛口粮仓后，接着以重兵围困了东都洛阳。当时镇守东都的是杨广的孙子越王杨侗，形势危急中，杨侗派属下元善达突围而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瓦岗军占领的地带来到江都城报信，恳请杨广速反东都。杨广在听元善达讲述了东都的围城之惨后不禁忧形于色。这时候虞世基却说：“这恐怕是因为越王年纪小而受了众将领的欺骗。如果真象元善达讲得那样，他又是怎么突破瓦岗贼军的重围而来到这里的呢？”

也许是相信了虞世基的话，也许是已经根本没有心思管理东都的战事，杨广突然对报信的元善达发起怒来，他说道：“你这个小人，竟敢当众欺辱我！”然后他故意下令让元善达去东阳催运粮草，元善达不敢违抗只得前往。东阳正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元善达到那里后很快就被群盗杀死了。

自这件事后，外面的人再也不敢向杨广谈起隋军同各地义军作战的情况了。

杨素与宇文述虽为佞臣，却同时也都是一代名将。其中杨素在随杨广平定江南陈朝，讨平江南高智慧叛乱中立有大功，他还曾大破突厥军队，平定杨广之弟杨谅叛乱等等，而宇文述在同吐谷浑军队的作战中也是战功卓著，但两人军事上的能力却也掩盖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无耻。他们都是善于媚上的好手，其中杨素还在隋文帝杨坚在位时，便曾不恤民力打造奢侈壮丽的仁寿宫而取媚于隋文帝。在杨广谋划废掉太子杨勇及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杨素更是与宇文述联合，两人揣摩杨广之意，积极地出谋划策并亲历亲为，最终帮助杨广以阴谋的手段夺得了帝位。

杨素早死，没有赶上后来混乱的时局，而宇文述却仍是一如继往的扮演着他的佞臣角色，在隋末天下纷攘的局势面前，他除了顺承杨广之意外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利于解决危机的方案或做出为皇帝分忧的行动，甚至到了616年，当中原地区群雄蜂起，隋朝国势日益艰难的时候，宇文述所做仍然只是揣测圣意。他在观察到杨广有避祸东南的意思后，竟然积极建议杨广“巡幸”江都。杨广当时正为受到群臣反对他的南下计划而困扰，此刻听宇文述赞同自己的计划，当即大喜过望，立时定了南下的决心，在接连杀了两名劝谏他南下的直言之臣（任宗、崔民象）后，便即龙舟南指，直下江都，从此置中原局势于不管不顾。

宇文述后来因病死于江都城内。杨广对这位有大功于己且总是很对自己脾胃的佞臣极为关心，在宇文述病重期间，他派人前往探视并问他有什么未了心愿。宇文述临终之际向杨广郑重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宇文化及。杨广知道后，尽管他并不喜欢曾有“轻薄公子”之称的宇文化及，但仍是流着眼泪望空许诺：“我不会忘记的。”

宇文述死后，杨广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他起用了此时正待罪于家中的宇文化及兄弟，他让宇文化及做了右屯卫将军，而让宇文智及做了将作少监。这时的杨广自然不会想到，他后来正是死在了这对兄弟手里。

历史总会时不时的来一点黑色幽默。在大隋王朝的最后这段岁月里，最初正是因为宇文述的奉承圣意才促成了杨广的江都之行，然后是两年时间的坐困孤城，彷徨无计；最后也正是因为宇文述临终前的爱子之托，才造成了后来一场惨酷政变的发生，而杨广也因这场政变而死。杨广一生拒绝纳谏，宠信佞臣，最后却是因佞臣而死。

杨广的最后结局，应该说与他在用人和纳谏问题上的失误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杨广的恃才自负导致了他的用人不淑；杨广的拒绝纳谏又促成了他的一意孤行。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终于使得忠臣疏离，佞臣聚拢，而杨广也最终饮下了他自酿的这杯苦酒。

杨广死后的第九个年头上，李世民通过“玄武门兵变”取得了大唐王朝的皇位，从此开始了他励精图治的政治生涯。与杨广在出身背景、文才、武功等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的李世民却在他即位之后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举措。仍从用人之道来看，文才武功一时俱佳的李世民并没有像杨广那样恃才自负以致排斥人才，相反地，他留心于从各个方面来吸引人才以为己用，甚至不因某些人与自己存在着恩亲或仇怨关系而埋没掉人才。

李世民择取人才是不问出处的，他在隋末战乱中便从与自己为敌的各个军事集团中发现并吸收了不少人才，这其中包括从王世充的军队里收取了秦琼、程咬金，从刘武周的军队里吸收了尉迟敬德，消灭政敌李建成后又收揽了魏征等。在对来自敌阵的归降者，李世民坚持了一个“信”字，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凭借这个“信”字，李世民获得了这些归降者的心，使他们从此一心为李世民及李唐王朝出力。对于原刘武周将领尉迟敬德的信任便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公元620年，李世民率军攻打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驻守的介休城，一番激战后宋金刚弃城逃走，而时属宋金刚部下的尉迟敬德则收拾余部继续固守。李世民派人前往宣谕劝降，在考虑到战局形势后，尉迟敬德投降了，同时归降的还有刘武周的另一员将领寻相。李世民为收得一员猛将而高兴，当即赐宴，并让尉迟敬德担任了自己的右一府统军。

不久之后李世民进兵东都，但行军途中突然发生了寻相和其他刘武周降将再次反叛的事件。唐军兵将担心尉迟敬德也会反叛，于是把他抓住囚禁了起来，然后劝李世民杀掉他以防祸患。哪知李世民却坚信尉迟敬德不会叛变，他对众人说：“敬德如果想要反叛，又怎么会落在寻相的后面呢？”李世民当即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并把他带入室内，赏赐了许多财物，对他说：“男子汉之间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因为这件小事而心存芥蒂。我是不会听信谗言而枉害忠良之人的，请想信我。如果你真想离我而去，那这些东西就作为路上的费用吧，也算我对咱们共事一场的表示。”

在听到一位统帅如此推心置腹且饱含感情的话后，估计任何一位下属都会十分感动进而决定忠心相报的。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之间有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是游戏规则所在，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种身份的不同必然会使他们之间产生一种隔阂，隔阂又必然会使他们在沟通与交流上存在着一定的因难，这些都是不利于一个团队的合作与发展的。领导者的威权是应保持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做为领导的架子，而只从人性平等的角度出发，与自己的下属做一种平等的对话，那就有可能消除掉两者的隔阂并进而使两者获得正常的沟通与交流，因为做为下属来说，他需要的正是上级的理解与信任。

就在李世民义释尉迟敬德并对他表示了充分信任的当天，李世民的唐军遭遇了东都守将王世充数万步骑兵的突然进攻，仓促之际，李世民陷入了敌围之中。王世充手下有一员勇将叫单雄信，他自恃勇猛，单独带了一小支骑兵直向李世民冲来，一时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候尉迟敬德跃马提槊冲了过来，他是使槊的好手，打横里一槊便将单雄信刺落马下，那一小队骑兵看到这种情形也急忙退走了。尉迟敬德保护着李世民冲出了敌人的围阵后，又转身率骑兵加入战斗，两军经过数次分合冲击后，王世充的军队终于大溃而逃。

此次战役中，尉迟敬德不仅保护了统帅李世民，而且还俘虏了敌人的六千排槊兵，他以他的军功回报了李世民对他的信任。

在对长孙无忌的任用上，李世民体现了他的“唯才是举”和“内举不避亲”的用人原则。长孙无忌极有才能，而且在当年的“玄武门事件”中为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立下了重要功劳，所以李世民即位后不久便任命其为尚书右仆射，在有唐一代这已是相当于宰相的官职。不过当时有不少人对长孙无忌担任重要官职表示了疑虑，因为长孙无忌与李世民还有一层亲戚关系——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历来外威掌权都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所以这时候有些人上表提醒李世民说长孙无忌权势过于大了，但李世民为表示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将这些表章都拿出来给长孙无忌看，并对他说：“君臣之间应该不互相怀疑。若我们各自怀揣着自己所知道的却不向对方讲明，那么君臣之间还怎么能够获得沟通。”

后来长孙无忌自己也认识到以姻亲而居要职的危险，为避猜疑，他主动提出解除自己的机密职务，但李世民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而且一再驳回长孙无忌的辞让表章，并对他说：“我分授官职，都是择才而授的。如果臣子没有才能，纵然他是我的至亲我也不会授予他；若是他的才能适和做什么事，他就算是我的仇人我也会委任予重要官职的。”在李世民“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长孙无忌的才能终于没有被埋没掉。长孙无忌后来在唐代政治的发展建设中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在用人问题上，李世民一直坚持一种君臣合谐的观点。在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里记载有这样一段话，李世民说：“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这段话体现了李世民着意在他和臣子间建立起有如“鱼水之欢”的合谐君臣关系的观点。

隋炀帝杨广与他手下的佞臣间也曾建立起某种“融洽”关系，但这与李世民所主张的君臣合谐关系绝不相同，前者是建立在皇帝的一意孤行和臣子的曲意奉承基础上的，而后者则是建立在臣子直言进谏而皇帝虚心纳谏的基础上。后者这种关系的建立又恰恰涉及到了李世民施政方法上的另一重要举措——“纳谏”。

与隋炀帝杨广明确宣布“拒不纳谏”完全相反，李世民在位期间却一再要求群臣直言进谏，如在贞观初年时，李世民发现来觐见自己的臣子经常战战兢兢的，常常会举止失措，他知道这是大臣们惧怕自己的缘故，所以他故意在见这些大臣时放下威严的架子，并向他们请教政教得失。他还一再对他们说：“一个人若想照见自己，必须要有明亮的镜子；皇帝若想明白自己的过错，必须要靠忠臣进谏。如果皇帝自己感觉自己很贤能，而臣子们也不来匡正皇帝的过错，那么国家想不灭亡又怎么可能呢？国家灭亡了，做臣子的也不能得到保全。像当年的隋炀帝那样，他的暴虐无道使得群臣都闭上嘴巴不敢说话，他确是终生没有听到关于自己过错的话，可是隋朝也就这样灭亡了，而他手下像虞世基那样的臣子，不是也跟着被杀掉了吗。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所以你们要以此为鉴，每当发现我有什么事做得不合理了，就一定要直言进谏。”

李世民的这番话可谓推心置腹，明确表示了他对臣子谏言的渴望。这并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才说的话，在他当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一以贯之地持有这种观点的，而且他怕群臣到底存有对自己的畏惧，所以还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臣子进谏，如贞观十八年，他还对长孙无忌等大臣们说：“臣子们对于皇帝的心意大多还是顺从而不违逆，他们还是习惯于用甜美的话来博取皇帝的欢心而不是进谏。你们要记得，我无论问什么，你们都要照直说，不要隐瞒我的过错。”

李世民不但宣言求谏，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确实是如他所说地那样去接受臣子们的谏诤之言的，虽然不能说他“从谏如流“，但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做到了“虑心纳谏”。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发生在李世民与大臣魏征间的进谏纳谏故事。魏征成为李世民的臣子是李世民“外举不避仇”用人政策的一个表现。魏征原本是李世民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属，而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还曾多次劝李建成及早下手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事件”之后，太子李建成被杀，魏征也成为李世民的俘虏，但李世民并没有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些“旧帐”而杀掉他。李世民认为魏征是个敢于直言的人才，所以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正是专掌劝谏皇帝过失的官职，担任此官是魏征仕途之路的真正开始，也是他漫长谏诤之路的开始。

自来向君主进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谏，就是直接指出君主的过失；一种是曲谏，即用一种委婉的方式使君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前者往往能直指要害，但弄不好会让君主下不来台，所以单从形式上来看并不算是一种好的方法，但魏征性子抗直，遇事往往是采用直谏的方式，例如有一次李世民后宫的一些内官在回京途中路过湋川县休息，当地官吏把他们安置在官家的馆驿里，但不久之后，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外出办事也来到了这里，于是当地的官吏便让那些内官搬到了别处而把馆驿腾出来给李靖等人。李世民知道这件事后极为生气，认为地方官不尊重皇室，他说：“地方官凭什么要尊重李靖而轻视我的内官！”当即便下令让人追究湋川县官吏及李靖的过错。

这时魏征立即从旁进谏，直陈是非：“李靖等人是皇上的肱股大臣，而那些内官只不过是些在后宫为皇后负责扫除的职役之人，论起他们的职责所任来，这事本来就不应该不同。李靖等人外出办事，当地官吏应该向他们访求朝廷制度，而且李靖等人也应该向地方官访问民间疾苦以便回来后向皇帝报告，所以李靖等人是应当与当地官吏相见的，而当地官吏也理应去拜候他们。至于那些内官，除了需要供给他们饮食外，地方官吏不再有别的事需要与他们共商。若以此事而责罚官吏，恐怕会有损于皇上的仁德之名，而且会使天下人感到震惊。”

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这番谏言后，满腔怒火平息了下去，他说道：“你说得对。”于是停止了对此事的追究。

臣子与君主间的进谏纳谏一旦形成为一种朝政风格，那么一方面可以及时纠正君主的过错，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君主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从而防止某些过错的产生。因为君主可能会因一时性起而打算去做某件并不合理的事情，但当他想到这件事可能会受到臣子的反对时，所以干脆就不去做了，与其被别人进谏后放弃，还不如自己主动放弃。发生在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两件小事正说明了谏官所起到的这种监管、约束作用。

有一次魏征问李世民：“有人说皇上打算游幸南山，而且车驾护从等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可是皇上却没有去，不知是什么原因？”李世民笑答：“起初我是有这个想法的，不过因为担心你发怒，所以中途放弃了。”

还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一只很不错的鹞鸟，这天他正拿在手上把玩，忽然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他担心魏征看到后会说他嬉游废政，于是赶紧把鹞鸟藏进了怀里。但魏征早已看到了，于是在向李世民陈述政事时故意拖延时间，后来竟使鹞鸟闷死在了李世民怀中。

臣下对君主的进谏是有危险的，直言进谏尤其如此，因为面对面指出皇帝的过错总是会让皇帝陷入一种尴尬而无法下台，即便如李世民这样积极主张臣子进谏的皇帝有时也无法忍受。

有一次李世民在罢朝回宫后大发脾气，他恨恨地说：“总有一天会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他为谁生气，他说：“魏征每次都在朝廷上当着众朝臣的面羞辱我。”

皇后听了后，退下去换了一身朝服站在庭院里，李世民惊讶地问她为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明君才会有直臣，现在魏征这样直言无忌，正是因为皇上你英明的原因啊，如此我怎么敢不向皇上祝贺！”

皇后的这番话其实正是一种委婉的曲谏方式，李世民听了后转怒为喜。其实他也并非真要杀掉魏征，只不过做为一代帝王有时确难忍受被人当面驳回意见的不堪。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李世民有时会因为臣下的进谏而大发雷霆之怒，但是他心里明白臣子谏言对于自己国政的益处，所以终其一朝他还是在积极接纳臣下谏言的。有一次李世民对魏征说：“你向我所进的谏言，前后共有二百多条，若不是你以至诚之心侍奉国家，这是做不到的！”从他这句话中我们可知魏征进谏之多，也同时可知李世民纳谏之勤。

臣子的进谏如果不是遇到善于纳谏的明君是很难行得通的，魏征的直言进谏大多能被采纳，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因为李世民是一个明君，一个善于纳谏的明君。对此，魏征自己也是很清楚的。在一次宫中宴会上，魏征曾经向李世民坦言：“正是皇上你允许我直言，臣子我才敢于进谏，倘若皇上不能接受进谏，我哪里敢冒犯天威直言无忌呢？”

事实正是这样，如果魏征遇到的不是李世民而是杨广，那么他的结果恐怕不是因进谏被杀就是谏过几次发现不被采纳后便从此闭口不言了。

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李世民积极的用人和讷谏态度正是对隋朝灭亡的一种反思和拔正。唐承隋建，其时隋亡未久，隋炀帝杨广所用非人和一意孤行导致国灭身死的故事，对新兴的大唐王朝来说，正是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而作为大唐皇帝的李世民当然不能不因之而时刻警醒，所以正是杨广覆亡的前车之鉴使得李世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走上了广泛吸纳人才，充分利用人才并且积级纳谏的施政道路。也正是因此，杨广与李世民，这两位在出身背景、文才、武功许多方面都很相似的帝王才有了各自不同的发展结果。前者身死国灭，而后者却有了他的“贞观之治”，有了整个的大唐盛世。

当年杨广被杀后，宫人们裁床为棺，将他草草发葬。唐朝统一江南后，又将杨广改葬在了江都北面的雷塘。多少年后，有一个叫罗隐的诗人经过这里，望着那一丘荒冢，诗人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诗的最后两句颇有些调侃的味道，但调侃之中，却蕴含了多少历史的沉重。 <div align=center><!--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