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标虽说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时间不短，但是说话行事还是带着从红色家门走出来的味道。踏实，不怕苦，有韧性。“是父亲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徐标说，老人家做了几十年科室主任，几十个年三十晚上他没在家过过。直到新主任接任了，那个除夕晚上我想这回老爸可以在家了，谁知他老还是照样守在病房里。这下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他您这样做岂不是对新主任不放心吗？你猜老人当时支支吾吾半天说什么？“习惯了”……父亲就这样坚守了一辈子。

“我是做介入的，我很清楚我们的临床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在冠心病治疗方面，哪些情况应该放支架？哪些应该做搭桥？哪些应该做介入？哪些病人既可以做搭桥也可以做介入？哪些病人不需要手术应该用药物治疗？介入治疗的病人又怎么降低手术的并发症……”徐标把这些标准的介定归结于《指南》。

目前社会层面更多的人只知道把注意力放在降低药价或是控制医生的收入上，徐标说“很少，真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学术研究和临床操作上，随心所欲、不按科学态度行事所造成的价格不实该有多严重”。在治病的问题上价格只是表象，缺失科学性才是真正的症结。

因此，徐标课题组的同事们对于自己从事的课题有着特别的解释：

“可能病人不适应介入治疗却依然给他做了，也可能某种药物对他并不具有明确的疗效，但也给他用了……这些现象在我们临床医学中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规范’就是要规范这些不当的治疗措施。”

“国外为什么出台那么多医疗指南？美国心脏科已经有上百个指南了。而国内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指南，有的只能算是专家共识。因为我们国家尚没有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证据。”

宋杰大夫说，“放一个支架和放两个支架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急性心梗的治疗中，只处理那根‘犯罪’血管，就是引发这次心梗的那根血管。我们不会说顺便再多放一个、两个。要知道就是这个‘顺便’，病人死亡率增加了……”

“我们不是为做血管而做血管，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病人救活下来，而且保全病人术后的生活质量”。

徐标不避讳：“我们会诊的一些其他医院的病人中，真是有不该放支架的，结果放了。过去有，现在也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很着急呢。”

显然，“规范”的研究就是在制定治疗的标准，回答什么是正确的治疗，什么是错误的治疗。哪些行为是“正确”，哪些行为是“错误”。而所有的细节差异都需要反复地做，反复地比较，一点点的摸索积累。

在徐标的“规范”或者说“指南”中，还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急性心梗24小时开放手术制度。这并不是南京鼓楼医院的独创，国内一些大医院也在做这方面工作，但真正能坚持下来的却并不多。即便如此徐标坚持认为这是心脏急救措施中不能缺少的项目。

“我们24小时电话恭候，总有一组人员随时待命。徐主任要求我们在接到电话30分钟以内必须到达手术室。实际情况是，病人无论何时转到导管室，机器已经开好等在那儿了。我们曾经创造过这样的记录，病人从急诊转到我们导管室，再到血管介入做完，总共29分钟。”宋杰说急性心梗的抢救就是以速度取胜。

按照徐标的要求，你接到电话30分钟以内赶不到科室的话，下次你就没有机会了。即使是半夜三更也必须如此。没有余地，绝不通融。

实在疲惫的时候，宋杰也常与徐标开玩笑：“看你徐主任这道防线还能坚守到什么时候？”徐标很清楚同伴这时候最需要什么，他不能给他们留下一点缝隙：“只要我在，这道防线再难也要坚守住。”

在徐标的科里一旦谁在某个不该放支架的地方放了支架，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讲话，“错了，这个地方不该放”。

任何人想瞒天过海，想偷偷乱放一根支架都几乎没有机会。他们的每一例手术的录像都在那儿摆着，随时随地有人会想起来看看某一次的手术过程究竟怎样。这里的每一位医生都很自信：“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手术的光盘，都可以拿出去任别人找毛病。”

在徐标的观念里从来就认定“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科的风气主要是看带头人。他说“我们的老主任施广飞教授，知识渊博，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他的起搏器适应症历来把得很严，几乎是搬着《指南》做，一条一条的，比如规定房颤“r-r的间期”超过3秒以上才能放起搏器，那么你是2秒8他不会给你放的，就是2秒9也不行。适应症是用数字说话的，是经过印证的。”徐标的理解，“假如你主任可以闭着眼睛乱放，下面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乱放啦？”他把这个看作心脏科的老传统。徐标是这个科室的第四任主任。

最值得徐标骄傲的是，他们科里二十多个医生没有哪个违反“规范”的。可以推想，像他们这样的病人量，稍微放松一点，一年下来放几千个支架或者做上千个介入是一件很随便的事。但是他们没有。

“按照规范做，慢慢的老百姓对心脏病治疗会有一定认识的，对医生的理解和信任也会增强的。我们的治疗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已经是条例化了。我们选择的治疗路径是对病人有利的。而且病人可以按照规范检验我们的治疗。这样，对双方都是保护。”年轻的王涟大夫认为：“规范化”已经让医生和患者都看到了和谐的曙光。

δ付出

“24小时开放心脏手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它需要有足够的人，而且是有独立手术资格的人不间断地排班待命。相比较，包括银行在内的24小时服务一般都是由机器完成的。所以在心脏医生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要把“24小时”规范到指南中，那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

24小时开放手术，对于徐标科室的大夫们是残酷的。因为那是正常工时之外的强制付出。“我们哪有时间休息？有时一个晚上来两个三个急诊病人，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白天上了一天班，一夜不能合眼，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这种程序是排好了的。”徐标说他有时抢救病人，连着三天不回家，72小时在医院。当然，不光他自己，大家都一样。“比如我们的宋杰主任，前一天晚上做的急诊，病人12点多钟来的，我看的手术记录，1点59分。我们手术记录规定必须当时写，不能隔夜。写完手术记录已经两点多了。然后他再回家，等到他睡下该几点了？第二天8点钟照样赶来上班。我们的大夫就是这样。”

宋杰说，“有时候半夜回家，出租司机问在什么路，答一句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猛然听到司机扯着嗓子喊，在什么地方？刚说完什么地方又睡着了……人怎么就能困成这个样子？”

徐标说自己开始那段时间特别累，前100例夜班手术都是他一个人扛下来的。后来，徐标培养了两个小组，分担着来，便是现在这样的状况了。用徐标的话说“谢谢大伙跟着我一块儿牺牲”。

这样超常规的工作怎么受得了？徐标也觉得有些难解释，“你说怪不怪，再疲劳，一到手术台上就完全变了。有时候床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困的，哎呀，心想怎么这会儿电话来了呢？下辈子再不做医生了。然后穿上衣服，踩着油门‘咣咣咣’地赶过来了。过来以后，一到手术室，人马上就来精神了。别人开玩笑，说我一看到病人眼睛就发光，就像那个动物看到猎物一样。”

心脏介入需要在x光下完成，而且这种x光的辐射剂量是普通透视的10倍。放射性物质会对人体造成染色体变异、晶状体受损、甚至诱发恶性肿瘤、血液病等等。

许多年下来，徐标得了放射性指甲炎。他的指甲已经不同于常人，粗糙、肥厚，出现白斑。他的口腔也经常性地溃疡。他的声音失去了洪亮。而且他说话的间隙中总是夹带着低微的干咳。

实际上，国家对于职业病都有相关的防护措施，为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医生专门配备了“放射性剂量仪”。这是个“预警装置”，可以起到健康提示的作用。但是，徐标却把它锁在抽屉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