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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辛亥》第219章 大选前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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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大选前夕(一)

1912年余下的日子里,川鄂湘赣四省的三七五减租,在武昌巡阅使署的坚决而周密的布置下,缓慢然而稳步的渐渐施行,这一政策自然得到了佃民们的无任欢迎,各地抗租的sāo动也就逐一平息。

地主们对于这个政策,在一开始多数是有着很大的抵触情绪的,然而,政fǔ展示出来的决心,让明白人都晓得绝不能公然对抗。好在,政fǔ公布的补偿措施,也让许多人看到,自家失之东隅,未尝不能收之桑榆,尤其是一些风气大开的地方,地主们对于这一政策,还表现出了审慎的欢迎,毕竟像张季老等前辈的例子都证明了,长远来看,投资于工业,其利润是要远远高于农业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和政fǔ“讨价还价”,把补偿争取到一个“合理”的份额。士绅们对于这一点,也早有许多经验,现在不过是把以前的“乡议”换成了在议会里面争论罢了。而议会里面,士绅的代表,至少也有一半的名额,他们对于未来,还是十分乐观的。

川鄂湘赣四省推行的这一新政策,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邻近各省。最早效仿的是如今军事力量也已基本掌握在了王麟手里的江苏省。然而,尽管江苏议会议长张謇高调支持“三七五减租”试行条例,并在议员中间尽力疏通,江苏省议会却依然投了三次票,才勉强通过这一方案,还加了一条补充规定,各县是否照此办理,得由当地县议会投票决定。自然,这一规定使得这一条例在许多府、县成为了具文,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没能真正施行“三七五减租”方案。

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省革命党人当政的一部分地方,也有效仿王麟推行“三七五减租”的,不过,1912年的时候,这样做的地方依然是少数。一者,他们对于地方掌握的程度,远不如武昌当局;最主要的是他们辖内并没有大规模的兴办工商业,也就没有足够的基础去推行这一政策。

因为王麟的影响,南方的各地政fǔ都在积极地倡导着“改善民生”的时候,北京的要人们,则正在为着即将到来的全国正式大选着忙。

中南海总统府宴客厅里,此时觥筹交错,宴席上,袁世凯正在与他身旁一位风度翩翩、气sè极佳的长袍中年,极为亲热地说着话。

“卓如老弟,共和建设,还是需要咱们这样的稳健派才行啊!革命党都是一帮年轻人,毫无办事经验,哪里能靠得住?革命党的两位首领,孙文是个‘大炮’,黄兴是个半吊子的军人。如今大选在即,若是革命党得势,将来国事就要处处掣肘,不知伊于胡底了呀。你说是么?”

在座的除了这个被袁世凯呼为“卓如”的中年人,都是袁的心腹左右,因此,他说起话来毫无顾忌。

这个中年人,也就是几个月前刚刚回国、如今国内第二大党的党魁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年纪不到四十,却是国内读书人中名气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2岁就成为了戊戌维新期间享誉全国的上海《时务报》的主笔。

他的一支笔,被许许多多的人认为是有魔力的,上过新式学堂的青少年,无论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没受到过他犀利的文字洗礼的。不少青年读到他的文章都是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甚至由此走上他本人所并不赞成的革命道路上去。革命党元老谭人凤、胡汉民等人对于梁启超没有什么好感,但也承认梁“启迪国人,功诚匪浅”。

戊戌百日维新之后,梁启超不得不亡命日本,一去就是十余年,如今才得回来。不过,对于国内的政治,自清末预备立宪以来,他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清廷派往国外考查宪政的五大臣的报告,就是他代笔的。清末立宪派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团体“宪友会”,也是奉他为精神领袖。

此外,北方军界的“士官三杰”的吴、蓝、张等人,也与他交情深厚,蒋百里、蔡锷等人更是对他执弟子礼。武昌起义爆发后,在袁世凯出山前,他本来有借助吴、蓝、张等人的军事力量,夺取北京政权一展抱负的计划,但是随着袁世凯的出山、吴禄贞的被刺,他的这一想法,只能黯然落空。

此后,他只得随着国内局势,调整计划。在曾今屡次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看来,革命党能破坏,不能建设,何况康梁一派与同盟会旧怨太深,他与孙、黄合作是绝无可能,反复思量,他只好选择与同样有些历史过节的袁世凯“合作”。

戊戌年,袁世凯的行为虽然不像康梁一直宣传的那样是背后捅刀子,出卖光绪换取自己的富贵,但康梁一派对于袁世凯,口头上一直是深恶痛绝,康有为到现在还不能“原谅”袁世凯的“出卖”。

梁启超则不顾乃师的反对,当袁世凯露出了拉拢他的意向时,两人一拍即合。当1912年初袁世凯致电推崇他“抱天下才,负天下望”,敦促他回国时,他给师友信中称:“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yù求此宗旨实现,端赖项城,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所最忌者,唯吾二人,……以拨luàn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互为用。”

此刻,端坐席上的梁启超,闻得袁世凯的话后,微微一笑:“大总统高见,启超极为认同。共和的建设,需要依赖健全的政党,革命党多数分子思想太过激进,手段太过激烈,怕是难以成为守秩序的政党呢!”

梁启超暗暗感叹,自己本来不太赞成中国这么快就建立共和,尤其是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共和,毕竟中国的社会基础还没有达到实行共和的程度。不过,如今共和制度既已建立,那就无法再退回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块招牌也是万万不能丢的。然而,中华民国毕竟只是一个不足月的孩子,身体很瘦弱,不得不需要特别呵护,否则难免要带来种种混luàn。如今的时局,最好是能有一个稳健的政党作为中流砥柱,那么革命党再激进,也都无需太过担心了。

梁启超一边想着,一边听到袁世凯叹了口气:“是呀!现在革命党就是气焰薰人,临时参议院占了一大半的席位。前些日子,中央的许多法案,都被参议院否决。不少法案本来是中央急切需要施行的,革命党的议员却纯粹为着党派的意见,就否决了。我这个大总统,老实说做得很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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