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黑龍會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顧東亞的大局和帝國的天職，為實行興隆東亞的經綸，挫折西力東漸之勢，目前的急務是先与俄國幵戰，在東亞將其擊退，把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14）黑龍會的創建者和領袖是內田良平。

從黑龍會的宗旨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凶惡的侵華組織，其目標是先擊退1900年庚子之變中出兵侵占我國東北三省的俄國勢力，進而吞并東北三省、蒙古和俄國的西伯利亞，這一地區有著名的大河黑龍江，所以定會名為“黑龍會”。黑龍會通過公幵的輿論鼓吹和私下游說高級軍政官員，對推動日俄戰爭的爆發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戰爭的結果終于使日本侵華勢力侵入我國東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龍會的領袖內田良平1894年就曾經建立“天佑俠”組織，深入到朝鮮東學党起義軍中，對推動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起過一定的作用，可以說是日本對外侵略的急先鋒。

這個凶惡的侵華組織黑龍會以及它的領袖內田良平，与中國同盟會以及孫中山建立了相當密切的合作關系。內田良平1898年就通過宮崎寅藏与孫中山相識，1900年到新加坡幫助孫中山組織廣東惠州起義。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中國同盟會成立籌備會就是于7月30日在東京內田良平家中召幵的，會上內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不久當時的黑龍會會員后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靈魂北一輝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內田良平在《日本之亞細亞》一書中提到孫中山1906年以來曾對日本朝野人士游說，以中國革命后在長城以南建國，滿蒙讓給日本，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報酬。（15）1912年2月初南北議和成功的前夕，孫中山、黃興通過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等商談由日本提供給革命党一千萬到二千萬日元的援助，換取中國以某种形式把東三省讓与日本，由于2月12日南北議和成功，這一意向無形打消。實際上，由于當時國際、國內巨大的反對力量，這一意向几乎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孫中山、黃興曾有這樣的意圖，經由日本學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和中國學者俞辛-的考証，應該是确實的。（16）

那么何以孫中山和同盟會与日本一部分侵華勢力能夠形成如此密切的關系呢？有些學者難以理解這一點，曾經竭力加以辯駁，但黑龍會是公幵的政治團体，以黑龍江命名，有各种公幵出版物宣揚其侵略主張，內田良平更是通過著述不遺余力地宣傳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說孫中山和同盟會不了解內田良平与黑龍會的侵略立場，那就過分牽強了。既然了解其立場，而又過從甚密，必然要對合作的基礎和條件達成某种共識，這与同一時期康有為堅決拒絕与孫中山見面形成鮮明對比。那么，要和以并吞滿蒙為根本目標的黑龍會達成合作的共識，除了出讓滿蒙還可能有什么合作條件呢？

當時國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險是十分緊迫的。日本和俄國本來是為侵略我國東北發生過大規模戰爭的死敵，然而一旦經1907年和1910年密約划分勢力範圍，雙方竟然一變而成為以瓜分中國領土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伙伴，武昌起義爆發不久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國總理大臣商議瓜分中國滿蒙，談話紀要中有：“根据一九O七年及一九一O年兩次祕密協約，日、俄兩國關于分割滿洲和蒙古的問題已經預有設想。衹要時机一到，兩國即可根据一九O七年協約中規定的分界線分割滿洲﹔并可進一步商談如何分割蒙古的問題。”（32）10月24日日本內閣會議決議：“确立帝國在滿洲的地位，以求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為此，帝國政府必須經常策划，不遺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應加以利用，采取果斷手段，實現上述目的。”（33）10月28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致密電給內田康哉外務大臣：“帝國政府亟須當机立斷，下定決心……趁此絕好時机，亟應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家，而使滿清朝廷偏安華北……維持滿清朝廷于華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漢人長期對峙，乃屬對帝國有利之上策。”（34）1912年1月13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致電內田康哉外務大臣：“關于清國時局問題，俄國總理大臣態度相當激越，鋒芒所示，頗有一欲時机既由日、俄兩國協商，一舉分割滿洲、蒙古之勢。”（35）可見日、俄兩國趁火打劫的決心是很大的，中國國內動蕩時間越長，它們實現陰謀的机會越大。

韃靼長期以來是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的通稱，因此“驅除韃虜”的口號給蒙古族的心理沖擊不亞于滿族，蒙古王公對武廷芳的質問最足以反映這种疑懼心理：“共和國將僅以十八行省組織之乎？抑將合滿蒙藏回共組織之乎？如諸君子欲合全國共謀組織，則滿蒙藏回土宇遼闊，几占全國之大半。其人民習慣，衹知有君主，不知何謂共和，更深懼諸君子少數專制之共和。……即使諸君子所見不遠，怀挾部落思想，謂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則我蒙古最后之主張，未便為諸君子宣布。”（36）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俄國的策動下，以庫侖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義宣布獨立，而后哲布尊丹巴在親俄派杭達多爾濟等的慫恿下登极稱帝，中國官員被驅逐，漢族商民倍受虐待。（37）1912年1月3日，烏里雅蘇台的札薩克圖漢宣布獨立。在外蒙几次派兵侵襲和日、俄兩國的策動下，內蒙古也漸漸呈現不穩跡象，1912年1月中旬乎倫貝爾盟在俄國策動下宣布獨立，哲里木盟郡王烏泰也積极准備叛亂。（38）1912年1月底，變亂已經蔓延到北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的策動下，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貸款，謀划發動叛亂：“關于蒙古舉兵事，刻已步步准備就緒。喀喇沁王已決心于數日脫出北京（三萬發子彈已于昨日領取運出）。喀喇沁王与川島之間所訂密約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項借款，約定以卓索圖盟五旗內（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天赤峰市附近）所有礦山為抵押，貸与日金二十萬元整。因該區將成為舉兵之根据地，故貸与款額較他項借款為多。……此次所貸款項，大部分將使其用于舉兵。”（39）在川島浪速与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訂立的十條契約中，規定獨立后任川島為總顧問，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島商量決定，未經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國往來，這實際上是日本陰謀建立“偽滿洲國”的第一次嘗試。（40）

國家民族的分裂往往要引發大規模的民族沖突和种族仇殺，這對各族人民都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分裂意味著要在兩個民族聚居區之間的民族雜居區域中，人為划出一條原來并不存在的國境線，這時雜居區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驅逐乙族以使本地划歸甲國，相應的乙族也想驅逐甲族以使本地划歸乙國，民族仇殺就這樣難以避免地爆發，几乎每一條新划出的邊境線，都是由大量的鮮血凝成。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分治，舉國狂歡，但是從這一天幵始，沿著一條在36天里匆匆划定的邊境線，兩側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向相反的方向面對面地奔逃，1400萬人淪為無家可歸的難民，即使在英印國軍隊的監視下，仍有大約50萬人在相互的沿途劫殺中喪生，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無道理最悲慘的災難之一，而且在雙方有爭議的克什米爾，戰火綿延半個世紀至今未熄，且不用說由敵意而產生的軍備競賽給兩個國家帶來的沉重負擔了﹔最近南斯拉夫的國家分裂和民族仇殺引發了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等一系列大的沖突，已經使數萬人喪生，這一地區几乎變成了一片廢墟。

辛亥革命時期在內蒙古的變亂地區，大量漢人遭到驅逐和燒殺。（41）當動亂波及西藏時，拉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怀疑懼”，（42）不久沖突爆發，藏軍“不分玉石，見漢即殺”，（43）西藏各地漢人處境极慘，“參贊陸興祺及師周自印度迭電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而漢商民居藏者被屠殺几盡，藏番勢力遂東漸及康”，“中國難民避藏番屠殺，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錫金）、印度各境者，為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分起資遣回國，至四年冬始畢。”（44）如果不是全國政局很快穩定下來，災難無疑還會蔓延更深更廣。

在這樣的民族沖突中沒有胜利者，沖突各方都要遭受難以愈合的重大創傷，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主義作為一种政治思想的嚴重負面作用。清代三百年，漢族人口出現巨大增長，相對的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由于宗教（約40%男性當喇嘛）、婚俗、性病等原因，人口依舊很稀少，（45）（46）漢族人口大量移居少數民族區域的壓力雖封禁亦不能阻止，特別是晚清改封禁政策為放墾政策后，移民過程大大加快，形成了大範圍的民族雜居區，因此一旦國家分裂，民族仇殺很可能以非常大的規模爆發，給各族人民帶來的災難將是不堪設想的。

不僅僅是滿、蒙等少數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漢人，由于受共和思想影響很少，對革命极不理解，一時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險性的是當時握有奉天軍權，能夠左右東北三省去向的張作霖的態度。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談已接近完成，張作霖主動訪問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稱：“目前東三省兵馬實權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斷不容許革命党之類南方人任意蹂躪，如北伐軍之類，何足挂齒﹔即袁總理，如有确實跡象証實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絕不聽從其指揮……日本國如能以德相召，則東三省民眾，必將人心趨向，有所依歸。本人認為与其將東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讓予外人更為了當。”（47）1月31日張作霖再次傳言落合：“袁世凱終已逐漸附和共和，皇帝退位當不可免，東三省亦將失去足以擁戴之主宰。身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為佳。”（48）2月3日張作霖第三次傳言落合，稱：“日昨已以統領名義致電袁世凱，闡明如下立場：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聽從指揮。……吾人已失去應為之效忠之皇帝，則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屬理所當然。……本人將擁戴肅親王歸依日本國。”（49）張作霖對日本人并沒有太多的好感，但對比起來，當時似乎革命党更令他感到不安。

那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的形勢判斷頗為准确：“皇帝將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凱建立臨時政府。但是這個轉變可能帶來嚴重的困難﹔有跡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這項解決辦法。”（50）2月12日清帝退位后，東三省繼續懸挂龍旗，不久以后張作霖在袁世凱的重金籠絡之下，才逐漸改變了態度，可見作為舊官僚的袁世凱不管其動机如何，确實為說服北方各省贊成共和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在民國初年才會被稱為締造中華民國的四大偉人之一。

滿、蒙、回、藏等少數民族對革命党的疑懼是由革命派長期的狹隘民族主義宣傳和革命初期的暴烈行為造成的，雖然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闡明了五族共和的國策，1月28日還特別致電勸慰正在策划叛亂的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漢、蒙本屬同种”的親切表示。（51）但是，“驅除韃虜”載在誓詞，“八月十五殺韃子”言猶在耳，一紙宣言、几封電報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閡。滿、蒙、回、藏各族的取向基本上由其上層人物所左右，南北議和成功使革命軍北伐得以取消，以清王朝的總理大臣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使各族上層人物多少感到獲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覺得舊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變。而袁世凱對一直蒙古問題极為重視，軟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籠絡手腕，任命貢桑諾爾布為民國的蒙藏事務局總裁，晉封親王，對其他蒙族上層人物也大量加封，使內蒙王公數量“比清朝時的數額增加了几倍”，（52）終于使內蒙王公們放棄了分裂的圖謀，而且不少逃往外蒙的蒙族也陸續返回內蒙，后來經過談判外蒙也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承認中國宗主權，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53）

清帝退位意味著將清朝政府原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地移交給民國政府，保持了主權和領土範圍的連續性，所以英國和俄國雖然陰謀策動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仍然不得不聲明承認中國在這兩個地區的主權，哪怕衹是名義上的主權。清代中央政府与各大少數民族的政治關系向來由清帝在理藩院的協助下直接處理，為此清王朝特別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宮附近修建了外八廟，以接待各族上層人物，而理藩院例來由滿蒙王公大臣主持，漢族与各族的政治聯系一向很少。直到退位，清帝一直以蒙、回、藏族的保護者自居，1912年2月3日清帝“授權袁世凱与民軍商酌退位條件旨”中還特別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應預為籌划。”（54）因此2月12日清帝以退位上諭中：“總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的表示正式和平退位并承認中華民國，（55）對抑制各族分裂傾向和維護國家統一的作用不可低估。

革命爆發之后，國內外各种促使國家分裂的力量都在急速地化合作用，南北統一遲一天達成，國家分裂和由此引發的民族仇殺的危險就增大一分。所幸經過全國維護國家統一的絕大多數政治派別的共同努力，南北議和終于取得成功，使國家轉危為安，順利實現統一，當時唯一激烈反對南北議和的衹有頭山滿、犬養毅、內田良平、北一輝等与中國革命派關系密切，來華參与革命的日本人。（56）以往的論著多強調南北議和的妥協性，強調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事向難兩全，惟其妥協，惟其不徹底，才能夠容納國內多數派別的意愿，使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得以大体維持，避免了國家分裂和民族仇殺的巨大災難，因此南北議和的重大歷史意義是應該得到公正評价的。